四个春天

即便《四个春天》曾在2018年获得FIRST青年电影展的最佳纪录长片奖，也入围了金马奖的最佳纪录片与最佳剪辑奖项，并且上映后口碑极好，豆瓣评分8.9分，但它还是一部容易让人忽视的电影。纪录片的形式，平淡的主题，不是大制作，也没有什么大明星加持——都让它噱头寥寥。上映几日都维持在1%左右的排片，每天也仅有不足百万元的票房。但相信我，它是那种最值得到院线一看的电影。

《四个春天》是一部以真实家庭生活为背景的纪录片，它主要讲述的是一对结婚50多年、恩爱俏皮的老夫妇诗意的退休生活。导演陆庆屹正是他俩的小儿子。陆庆屹曾是豆瓣红人，他在豆瓣上的两篇短文《我妈》《我爸》，以及相册里关于父母的记录，被广泛传阅，许多读者都羡慕他有这样一对可爱恩爱的父母。后来，陆庆屹换了一部带摄像功能的相机，每年春天回家，他开始把镜头对准父母，记录他们的生活。

《四个春天》记录的时间从2013年的春节开始，到2016年的春天结束。陆庆屹家在贵州独山，家中成员一共五个人，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和他自己。和中国的许多家庭一样，陆庆屹仨兄妹都在外打拼，只有逢年过节才回家与父母团聚，因此《四个春天》记录的时间点，也主要是围绕在春节前后。

《四个春天》剧照

父亲陆运坤是个退休教师，温和寡言，多才多艺，对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怀抱着强烈的好奇心，他的一个口头禅就是“好玩”。他喜爱音乐，多种乐器信手拈来，在纪录片里我们可以看到拉二胡、吹笛子、拉小提琴、拉锯琴、拉手风琴；他一直有记录家庭影像的习惯，即便已经80多岁了，还跟着儿子手写的操作步骤一点点在电脑软件上学习剪片、配乐和特效；他细心地观察着每年燕子的来来往往，为燕子来筑巢感到欣喜，也为燕子离去“心又灰几天”。

母亲李桂贤是典型的贤妻良母，是操持家务的一把能手，她做针线活、缝纫、熏腊肉、种花种菜。她性格比丈夫外向多了，俏皮可爱，大笑时总会带上语气词“哉呦”。她与丈夫一样热爱生活，有事没事，就会哼起歌来；与丈夫走到田埂上，兴之所至还会扭几个舞步。

父母感情极好，形影不离、琴瑟和鸣。父亲在这屋摆弄电脑，母亲在另一屋做缝纫；或者父亲在楼上拉二胡，母亲就在楼下做针线活。两个人都闲不住，都有自己喜欢的事。闲着在一起了，就有说不完的话，相互打趣。母亲双手忙个不停，父亲做好粥，一边说着“真香”，一边给母亲一勺一勺地喂粥。两人都热爱劳动，事事亲力亲为，一起到山里摘东西，一起种菜，一起熏腊肉，一起“每天为家里做一件事”……他们相互尊重爱护，关心柴米油盐，囿于昼夜、厨房与爱。

但生活并非没有苦痛。第三年春天将近的时候，姐姐因病去世，这是全片最意外也最重要的转折点。姐姐开朗乐观，一直是父母的开心果和贴心棉袄，她的离去让父母万分悲痛。父母似乎一夜之间老去，原本乐观的他们也开始变得沉默，他们经常翻阅往日的照片，看女儿的视频，到女儿的坟边开垦，也开始想到死亡的话题——如果夫妻俩其中一个先走，另一个怎么办？

两个老人内心是否已从丧女之痛中走出？不得而知。但最打动人的是，他们在悲痛中逐渐对正常生活秩序的重建。父亲开始剪辑往日的视频，养起了蜜蜂，对蜜蜂心心念念以至于让母亲调侃“你的蜜蜂差不多就像你的初恋情人”；俩人照旧到女儿墓前，但会哼几声曲；哥哥教会了父母微信，两个老人对这个新鲜事物非常感兴趣，第一次发语音时笑了半天，母亲“哉呦”个不停……

这已经是第四个春天，父母在老去，但生活仍然在继续；人生有痛苦，却依旧要走过。

《四个春天》以时间为线索，记录下了父母在四个春天里琐碎平凡的日常细节。如果从技巧的角度看，《四个春天》的确有着明显的不足，它并没有什么鲜明的电影意识。陆庆屹不是科班出身的导演，他一开始只是想做个普通的家庭录像，因此他有时会拍着拍着就停下来拍照片，完全没有考虑过记录的完整性、延续性问题。纪录片中许多独立的镜头和桥段都很美，但连贯起来时，却缺乏叙事的流动性。即便如此，这部纪录片依旧深深地将人打动。原因就如同一个豆瓣短评说的：“倒不是说这片子拍得多么惊世，主要是这对老人家太令我羡慕和感动了，这就是中国家庭最缺失的爱的教育啊，小时候梦想中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他们将岁月的苦难化为财富，展现出超乎常人的乐观、豁达、坚韧与感染力。”

《四个春天》剧照

一屋，两人，三餐，四季。这对平凡的中国老夫妻活出了生活该有的模样：充实、坚韧、诗意、达观。充实、坚韧，一向吃苦耐劳的中国人都具备这样的品质，但让平凡的生活开出花来的诗意，却相对罕见。我有位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美国朋友，曾跟我说过这样一个观察，他感觉中国人静态的脸与外国人的脸有很大的不同，这不是指涉五官上的差别，而是一种精神状态。如果你在十字路口看中国人的脸，可能会发现很多人的脸是耷拉的、严肃的、没有微笑的；相反外国人的脸，五官整体是向上提的，他们乐观、自信，“仿佛没有被生活欺负过”。

可每个人都被生活欺负过，差别仅在于我们该怎么对待生活。我们的文化和教育，似乎少了一种浪漫和诗意的生活观。按费孝通先生的论述，这与中国的乡土社会传统有关。费孝通说：“中国的家庭，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之间只是配轴。配轴，虽则和主轴一样并不是临时性的，但是这两轴，却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

这就导致许多中国式婚姻，实际上是无爱的婚姻，大家只不过是搭伙过日子。婚姻无爱，父母无爱，生活就无爱，而爱才是诗意和浪漫的根本来源。《四个春天》的生活之所以动人，是因为这对相濡以沫的老夫妻的爱情动人，他们平凡的日日夜夜都有着诗意流淌——爱浸润着每个细节。

《四个春天》撕掉了中国人不会生活、不懂生活的刻板印象，就像金马奖终评评审美国人白睿文看了该片以后，特地发文说的：“这是我在金马影展所看的34部电影中最感动我的一部。有太多的中国纪录片，把镜头对准了社会黑暗的一面……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电影。”但它的更大的意义在于，对国人做了一次正确的生活示范。它值得很多人——尤其是每一个身处一段婚姻关系中的人观看，你会明白，什么才是对孩子最好的爱的教育和生活教育。

——首发澎湃新闻——

陆庆屹每次回家都会带上摄影机，他当职业摄影师已有数年时间。他养成了习惯，去任何地方都会带着摄影机，拍下美好的生活瞬间。这段时间，有点拍腻照片的他，想换下新的口味，于是拍起了视频。

归家四年时间里，他为年老的父母拍下了无数简短的视频。这些视频放在他的电脑中，占据巨大的空间。每次点开重看，他都能从中感觉到生活的美好。他想着，何不以这些视频为素材制作一部电影呢？

于是，他花了两年的时间，系统学习电影的剪辑。在自学的过程中，他发现了剪辑的乐趣：将不同的镜头按照一定的逻辑剪辑在一起，竟然能碰撞出崭新的意义。这是他学之前所没有想到的，他乐在其中。

后来，一部作品诞生了，它就是《四个春天》，在第十一届FIRST青年电影节拿到了“最佳纪录片”奖。在此之前，UCCA的首次放映也让这部处女作在豆瓣的评分超过9.0。可以说，它收获了感动和口碑。

电影如何感人，我们不去管它。我们想分析的是它作为纪录片，真实的水准如何。作为一位业余“电影人”的私人作品，我们也许不必过于苛刻，但既然它即将在院线上映，说明它必须接受作为电影的检验。

《四个春天》所有镜头来自于导演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的美丽瞬间，并不是为完成一部作品而拍摄的。因此电影中的每个镜头都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和触感核心，当它们被接续在一起，不可避免产生断裂感。

再加上导演乃是摄影师出身，这导致了每个镜头都留有严重的照相痕迹：过度鲜明的构图、静态的摄影，拍摄者的意识。因此当这些视频被剪辑成电影后，镜头间的脱节更加严重，无法形成连续的感觉。

这导致影像本该具有的延续性和流动性丧失了。电影的一个美学特征是它的蒙太奇，电影因此可以通过镜头的组接创造意义。《四个春天》对此是缺失的，电影变成镜头的机械排列，没能形成一种叙述。

问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将偶然间留下的视频素材转变为一部私人电影，可以介入导演个人的声音。这就是一种“散文电影”的制作方式：通过画外音将分散的视频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统一的感知分配。

《四个春天》本来可以成为真正的杰作，它真挚感人，发现了一个家庭忧喜掺半的隐秘日常瞬间。但很可惜，如今我们只看到静态镜头的排列，这无疑极度削减了它的艺术价值。纪录片导演确实是个职业。

Q：除了片尾处全片没有采用配乐，父母的歌声点缀其间。父母对歌唱的热爱与他们乐天知命的性格的形成不无联系。导演怎么理解这一点？

陆庆屹：其实我觉得跟地域文化有关系。在西南地区，一方面山里人喜欢唱歌，喜欢呐喊，人们的表达就是用很自然的方式，有时候两个人会站在山头上通过大喊来沟通。还有就是少数民族喜欢唱歌，他们一般是农忙半年，闲下半年来娱乐，而唱歌也是一种娱乐方式。我父母不是一个独特的例子，他们就是在那个地域环境下产生的一个代表。只是他们的性格会让他们对歌声更投入，会喜欢抒情。

Q：在繁多的生活素材中找到影片结构不是一件易事，听说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您几乎足不出户进行剪辑工作，这个结构最终是怎么找到的？

陆庆屹：最开始，就是想记录整个独山的社会生态和环境的变迁——在时间影响下的变化。 因为我离开家太久，总是在试图找童年的影子，所以看到这些东西，我都会尽量记录一下。一开始决定剪纪录片之后，我也是想要描绘小县城的状况，还有我的亲戚、家族、街坊，把这些都放到影片里去，但后来发现这样做一个片子体量不够，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规模。所以最后还是集中在某一个清晰的时间线上去讲述。

素材非常多，所以必须舍弃一部分，像类型化的、会影响观感的章节就暂时不去考虑。我有考虑以后再剪一版和现在不一样的片子，有可能是人文介绍的片子，但也很难去找线条找架构。我现在有这个想法，因为素材里面有很多风俗以后可能就没有了，包括一些生活方式很“田园”，它不是“田园牧歌”式的，而是那种充满生活气息的，农业社会最后的写照。我挺感动的是我们家那边的农民，他们可能会觉得累，但没有人觉得生活苦，而是把劳作当作日常。他们有时候挺乐观的，在洗菜洗着就开始唱山歌。

所以这不是我爸妈的特殊的现象。但是我爸上大学的时候就参加军乐队，他会很多乐器，所以他的音乐熏陶是从大学就开始的。他喜欢唱那种苏联的进行曲，比较有劲儿的旺盛的。我妈喜欢唱比较抒情、缠绵，人生哲理一点的歌。我爸比较喜欢唱宣言那种的，还有意大利歌剧选段。

Q：电影名叫《四个春天》，电影的内容也是这个家庭在四个春天里发生的故事，那必然要有详有略。导演如何做内容的取舍？

陆庆屹：因为我是一个情绪比较稳定的人，我在生活当中，对于别人的生活，或者我眼见到的生活的参与感不是那么强。在我的观察里，大多数人也都是这样，对于生活看到的大多数是片段，很少有对每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有欲望。大多数情况下人都是生活的过客。

我希望这部片子不要过分代入个人情绪 ，不想渲染太强烈的感情，所以我在悲喜两头都有抑制。我希望让观众用自己的经验来填这个留白，这样可能比直接把所有事情讲清楚更好。但也没有什么事情，主要就是生活片段、情绪这些，最主要是对生活有态度。我对我爸妈最崇敬的地方，是他们对生活的态度。我这辈子从来没听过爸妈对生活说过一点抱怨的话。我还是想把这种既强韧，又柔软的精神力量，呈现出来做某种参考。

Q：片中有一个段落，将父亲和姐姐拍的视频剪辑到正片里，这个尝试听上去挺冒险的，但是最终效果非常好。导演是怎么想到这个方式的？

陆庆屹：我姐姐走后那一年，我爸包括我妈经常会把以前的东西拿回来看。一种气氛一直笼罩着这个家庭，那种时光流逝的无奈感是很强烈的。我虽然拍了4年，但呈现的是将近20年的家庭变化，每个人都会面对这些东西。如果记录下来，我觉得我活的时间会更充足，因为会有这些东西让我体验当时的状态。当时有很多东西不是我拍的，但是他们记录下来让我在脑中填补这段生活，这对我来说很幸福。

我爸是天生的记录者，对什么事物都会观察，对世间万物都会怜爱。对于发生的事情会有一些感叹。有句话我印象特别深，我爸妈和我姐出去玩儿回来，我姐和我妈走在前面聊天，我爸总会说“归家的路”。我听到这句话心就变得柔软了，很感动。我有时候觉得不可思议，隔了五十多年，我爸都能指着照片记住那些同学的名字。虽然你感觉他在片里存在感没有我妈强，但其实他是饱含深情的。他很少跟人交往，但每个交往就会记得很深。

Q：纪录片拍摄要求客观性，拍摄者从生活的参与者转变为观察者。以这个视角介入日常生活，是否会发现一些从前忽视的细节？

陆庆屹：这个肯定是的。你能够把当时时光记下来，重现，一遍又一遍看，肯定会发现忽略的细节很多。我之所以对外参与度不高，是因为在家里的参与度太高了。我们几乎是无话不说，包括银行卡都随便乱用，家人之间没有任何阻碍。

我也没有觉得自己变成一个彻底客观的记录者。因为我在拍他们，对他们来说也没有特别之处。我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抽离感，没有完全跳脱出来。只是我在做这件事情，他们知道，仅此而已。

Q：但是后几年可以看出来您入镜次数降低了？

陆庆屹：电影不是你的热情就能支撑起来的。当我想要做一部结构完整的片子，不止剪辑上，画面上也要提升，它能帮你讲述你的片子。后两年，我就开始买电影方面的书来看，从里面吸取了一些经验，结合我以前平面的那种拍摄意识，就需要一点时间来改变和磨合。最后的很多镜头，都是之前抓不到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预判性。

Q：您之前有提到纪录片的空间意识，您能再具体聊聊吗？

陆庆屹：我后面基本上就是固定镜头。但固定镜头里面有它那种内在的洞视，可能是一个非常微小的点在动，你才能感觉到空间的厚度。比如站在水渠上那个镜头，如果没有上面的树枝，这个镜头也没有意思，就是因为上面有那个树枝也在微风里微微晃动，才和它产生一个空间对应的视觉感。

我越到后期拍特写越少，觉得不应该放大人物本身的情绪，而是更应该体现他在生活中的状态。有些细微的东西不需要你那么清晰地去看到。人都很聪明，有那种敏感。除非你要拍强烈的情绪，你再去拍特写。有些选择和我拍那么多年照片有关系，会有一个本能的选择，一个画面里的松紧度是很重要的，这个意识我认为是应该有的。

Q：您的电影在后半段多采用固定机位，这不禁让我联想到侯孝贤导演。您之前在提到创作动机的时候，也说到是侯孝贤导演的一句话鼓舞了您。您是否受到他的影响？

陆庆屹：我自己觉得那个时候没受他到影响，可能更多的是成濑巳喜男。可能有一些吧，但是也不像。从影像的表达来说，影响我最大的是小津安二郎。他需要的也是一个客观的视角，然后里面的人自己在发生一些事情，他是一个很近很近观察的角色。到后期我可能更倾向于这样。但我不会拍夸张一点的镜头。早期会，比如说我想强调熏腊肉的烟，然后会贴近一点。但后来我会越来越远，这是一种自然的变化，我也没有刻意，就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Q：您曾说过“每个普通的家庭都有它的诗意”，想请您进一步阐述一下您的创作理念或者主题。

陆庆屹：我觉得人需要去凝视自己的生活。人就是一个自然的产物，人应该爱自然，这个自然不止是世间产生的，包括时间带给你的变化。人应该接受它，就是再烂的状况中，你可以愤怒可以怎样，但你应该知道所有的这些事情的发生是必然的。

【附】《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诗意》：6月我对饭叔的线上采访。

朴素的诗

——关于《四个春天》

2012年的时候，豆瓣ＩＤ叫“起床，吃饭”的陆庆屹（好几年之后我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们都叫他饭叔，饭兄，乱叫）写了篇豆瓣日志，题目叫《我妈》，我去查了下，时至今日有900多个推荐，称得上是豆瓣爆款。2013年他又写了篇《我爸》，更惊人，有6000多推荐。这两篇文章的好，不光因为写得好，更主要是因为两个主人公的人格魅力。之前饭叔当过足球运动员，做过生意，当过摄影师，但从2013年前，他开始做一件事，是拍关于家人的一个纪录片，从2013到2016,他拍了四年，主要是春节回家时拍，所以这个片子，就叫《四个春天》。

这个电影2017年在北京尤伦斯中心首映，然后上影节期间在上海放过一次，看过的观众大概有三四百人，我又查了下这个片子的豆瓣评分，有230人评分，分数是9.2。在我所有的导演朋友拍的电影里，这个电影的分数竟然是最高的。——这是他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个非常个人的作品，自己摄影，自己剪辑，技术都是边学边做。但他有一种什么都不担忧，什么都充满信心的精神，而这个精神，如果你看过《四个春天》的话，一眼就能看出这来自于他的父亲母亲。艺术的天赋，乐观的态度，劳作的习惯，感情的丰沛——这些东西混融着落在生活中，形成了一种诗意，他们的生活，不是对诗意的追求，而是诗意本身。

第一个春天里，我们进入了一个贵州小城。就像所有的四五线小城，水泥马路，两三层的立面贴着瓷砖的楼房，是一种粗劣临摩的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实在谈不上什么审美可言。从一个甬道进入陆家，是一个四方天井，天井中间有个水井，绕着水井还做了一圈水池，并在池沿上砌出八卦的符号——这是个素人建筑师的奇思妙想，然后水池里还养了鱼。家里相当杂乱无章，因为总有大量的舍不得丢了的东西，而且也并没有什么收纳的意图。这是最平常不过的上一代人自建的县城的房子，能建起房子已经是一个竭尽全力的胜利，而家居里处处有着经历过物质匮乏时代的痕迹。

但就在这么个最普通的家里，饭叔的爸爸妈妈实在是两个很不普通的人。

他们做香肠、采蕨菜、做小鞋子……忙碌各种事情，但“劳作”对他们来说，不是为了生活不得已而为之的“工作”，而是充满乐趣与成就感的。正像这座小城四周还环绕着农田，遍布着山林，他们的“劳作”也是从农业社会中脱胎而来的，带着自然的节律。他们山行的路上，有松涛的声音，有茅草的气味，有两个人忽然唱起来的歌声。他们天真快乐，两个人都还有点孩子一样的神气，一点也没有被“时代”与“社会”摧折，这让人看着几乎觉得是这个奇迹。而他们对生活有一种不以为意的付出，有毫无抱怨的知足，并且相互之间的爱，是真正生活与灵魂的伴侣。

这种生活，是任何一个观众看了都会被打动的吧？不止是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父母家乡，勾起了亲情的思绪，而是一个非常高的、非常美好的境界，让人向往。

在最普通的生活情境里，为什么有这样奇迹般的生活呢？就像是某种柏拉图的“生活”的最高理念的化身，而没有任何污损的、俗气的东西。这不是因为导演作为一个儿子的隐恶扬善，选择性的拍摄，这种生活是真实的还是矫饰的，每个人都能判断得出，就像真花与塑料花一样。他们的生活中总有音乐缭绕，爸爸会各种乐器，妈妈随时地，随口地就要唱起歌——他们都有艺术的天赋。

与艺术的天赋伴随的，还有爸爸身上的无声的道德（这道德是像康德说的的“头顶的星空，内心的道德律”，是个人内在的对善的追求与维护），是妈妈身上的丰沛的地母般的生命力。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相当完美的结构，这结构不是他们自觉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艰苦与勤奋的生活中自然形成的。

他们既无企图、也无条件，把他们的艺术的天赋用于创作，这天赋很大一部分并未得到开发与发展，甚至可以说可惜了，但是这艺术的天赋，被他们挥洒在生活里，就像露珠在草叶上一样，依然熠熠生辉。他们的艺术的天赋，也不是突发与偶然的现象，我们看到来往的亲戚们，也张口就能唱起“人无艺术身不贵，不会娱乐是蠢材”，这是这一方风土的滋养，是自然造化出灵气。艺术的天赋给平常的生活打了光，当爸爸夜里在楼顶拉起小提琴时，流泄出来的旋律，让人觉得生活可以是有超越性的，人，也可以是有超越性的。

但《四个春天》的重点倒也不在于我领会或读解的这些生活与艺术的关系，也不是两个人真如天作之合般的爱情，这个电影从第二个春天开始，就进入了姐姐的病与死，也进入了父母的老去。

亲情有多么深重，生老病死就有多么惨痛。如果说电影在第一部分几乎给出了一个完美的世界，在之后的两个部分里，这个世界在坍塌之中，然而也并不因为外在的因素，这个世界的美与好如此内敛，自给自足，它只是因为最无可奈何的时间，而只能是束手无策地看着亲人的离去，以及担忧着“如果走了一个，另一个怎么办？”失去与孤独永远徘徊在人心之上，生而为人，幸福就像天井上空的那一方蓝天，它是有限的，而有一个无限的虚空，在这个有限的幸福之外。

父母在女儿的坟前种菜，种树，把这些整饬得像个生机勃勃的小花园，人生如此有限，必然来临的终将来临。而此时此刻，依然在父母身上没有灰暗的“丧”，他们写毛笔字，养蜜蜂，学怎么用手机微信，因为一个笑语两人笑得前仰后合。妈妈在电影结尾时唱了一首歌：

“在我心灵深处

开着一朵玫瑰

但愿你天长地久

永远永远把我伴随”。

有什么能留着久一点吗？爸爸在九十年代时，就用小摄影机拍视频来留下那些上山砍柴、收苞谷、去拉垄沟洗衣服这些美好时光（拍得真好，音乐也配得好），而《四个春天》是一次更有结构感和整体感的记录。也许能对抗时间的，还是唯有艺术。

搬进山里后，经常被问：山里住久了会不会腻？

答案是：会。

某天我和lisa出门买菜，村子里静悄悄，狗不再吠我们了，远处的山被云雾笼罩着，空气又湿又冷，我们俩揣着手一言不发的赶路。

我心里咯噔一下，糟了，我们习惯这远山近雾、田园农舍了，感受不到最初那种美了。

久居之处无美景。

只有当你不再拥有，或者不再属于，某地、某人、某物时，你才能重新去审视它的美。

所以当我看《四个春天》时，对陆庆屹还原出的，那个美得出尘的故乡，一点都不诧异。

北京和独山中间这几千公里，每年只在家待的这一个春天，给故土蒙了一层滤镜，蚊子血成朱砂痣了。

一切都是美的，天台的迎春花是美的，贴了瓷砖的养了锦鲤的小池塘是美的。

老式脸盆架上的搪瓷洗脸盆也是美的，一眼望去只有一方天空的天井也是美的。走廊里未干的水迹，也是美的。

那些曾经厌恶，想要从自己身上抹去的标签，都有笨拙的美。

美是美的，但当做院线上映的电影，好像有点粗糙了。

电影开头，镜头从天井往下探，父亲在二楼走廊上跑步，我小声跟lisa嘀咕：现在要拍电影这么简单了？

但再往下看两分钟，我就忘了这个问题。

我成为这个家里的一员，在两个小时里，感受了一趟喜悲。

好的电影，和小说一样，都有强大的共情能力。

即使导演陆庆屹已经足够克制了，没有煽情，只是简单的记录父母的日常，把拍摄者，也就是自己，尽量的从影片里去除，也不妨碍我们被感动。

我们之所以被感动，被震撼，不是因为生死离别，相聚重逢。而是这对夫妻，他们对生活，有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天赋。

正如导演陆庆屹所说，他们这一家，普通，但不典型。

普通的是同样都在这鸡毛蒜皮安的生活翻滚，不典型的是，两位可爱的老人，在这一地鸡毛里，还保留着感知美的能力。

不需要惊涛骇浪，一阵风，都能撩拨他们诗意的心。

年夜饭前供奉先人，父亲郑重的磕头，母亲站在一旁打趣，保佑你快快长大好好吃饭。

母亲捧着一束金银花，像少女一样郑重的插在瓶子里，说有花香干活来劲。

母亲和父亲被子女们撺掇着喝交杯酒，母亲嗔怪父亲看都不看她一眼时，我听到身边都是笑声。

燕子来了，父亲得意洋洋，像献宝似的的叫儿子去看。

一家人上山打厥苔，父亲的鞋底掉了，也不恼，一边拿芦苇绑鞋底，一边说，好玩得很。

从田里营生不易，然而父亲上山要柴，去水边洗衣服，帮亲戚家收庄稼，他从不觉烦，自己带相机去录影，自己解说，回来剪成片子保存。

对熟悉的事物保有热情，不能不说是一种天赋。

然而再有天赋的人，面对生离死别也是无力。

姐姐一离世，整个片子就蒙上了一层阴翳。

姐姐在病床上，痛得大声哀嚎，家人们围在床，愁云惨雾。

那种场景我再熟悉不过，我爸坠楼时，躺在病床上，每天疼得直叫唤，上钢针打孔时他都忍着没流泪。我赶到医院，和他四目相对，他眼泪就流出来了，我真恨不能代替他去痛。

电影里，姐姐病情稍有好转，大家就让她和儿子合影，大家嘻嘻哈哈，就像没事一样。

有个友邻骂，在病人面前笑，怎么不考虑病人的感受。

能说出这话，怕是没经历过家人病痛，病床前最忌讳的就是眼泪和哭脸，再苦也要作乐。

我爸在医院那一个多月，每个人都在跟我父亲打趣，给他鼓劲。我给他洗完脸，就拿洗脸盆放旁边，让他把两只手放到水里晃动，说，小鸭子要来浮水啦。他就笑，用干涸的手去感受水的流动。这种对于自由和快乐的渴望，支撑着我爸出院。

记录别人是容易的，但记录至亲的死亡，对于任何人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更何况陆庆屹对美的敏感高于常人几倍，对悲伤的敏感亦然。

父母亲在葬礼上表现得很冷静，只在接女儿灵位回家时，才克制不住，悲痛的哭起来。

一直在镜头之外的陆庆屹呢，我看电影时，一边哭一边揣测他的心情，葬礼上那一段听不懂，却让人莫名悲凉的歌，就是他给姐姐的挽歌吧。

姐姐活着的时候像太阳，离开才更加惨烈。

所以我看到友邻说陆庆屹卖惨，用家人来卖钱时，悲从心来，到底是多阴暗的人才能萌生出这种想法呢？

相比起记录来说，向众人坦露这种悲痛，才是更难。

我很庆幸，陆庆屹能说服自己，撕开伤疤，让我们看到了这些温情和悲伤。

当母亲和父亲渐渐走出失去女儿的背痛，能在女儿坟前唱她喜欢的歌，甚至是脚步松快的跳起舞时，我相信，镜头之外的那个人，也释怀了。

就像父亲在山上唱的俄罗斯歌曲：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我们不惋惜。

但现在拥有的，要好好珍惜。

拯救世界自有超级英雄去，我们这样的普通儿女，就安心陪在父母身边，多过一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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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审美的方式关照生活，中国并非没有。这个传统也是有的，古代的士大夫们即以一种审美视角关照生命和生活。只不过对于为数众多的百姓（屁民）来说，生活的底色依旧是“惨”，苦于讨生活。

日本文化的特异性在于它将审美关照发展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审美视角看待一切：自然、物、人、生命……将生活变成一件精致的艺术品。这在日本属于普遍状况，而不是某一阶层的专属。

这种不抵抗外界强力，安心于经营日常生活的态度，是日本文化发展出来的“第三条路”。不是说别的国家没有，只是说唯有在日本，审美关照才成长为一种文化现象，浸透在社会各个意识层面。

《四个春天》所记录的家庭生活安详而富足，虽然其中仍然带有一些传统文化的渊源——父亲的教师身份，类似于古代的士大夫，从而可以借助“琴棋书画”从日常生活中找到滋味——但已不同。

这既非“悲”也非“惨”，而是类似我们所说的日本文化发展出来的“第三条路”——以审美的方式关照生命，将日常生活过成诗。这是极为特异的，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电影呈现日常生活的惯用方式。

无不被一种“惨”的意识所渗透，不抗争或抗争失败后妥协，同时继续与社会体系建立合作关系——这就是绝大多数人从青年成长为中年的必由之路：丧失了活力，变成社会机器精密咬合的零件。

很少有人想到，在抗争和妥协之外，尚有“第三条路”。即拒绝卷入社会体系，与其同流合污，反而是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以审美的方式关照自己的生命，经营好自己的日常生活，将其过成诗。

《四个春天》是极为特殊的，它让人知道了在“悲”与“惨”之外还有另一种被遗忘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在消极状态下同样可以抵抗外界的强力。这原本就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态度，但可惜被遗忘了。

之所以被遗忘，或许是因为压迫太久了。几千年都在强权的淫威下苟活，于是生活成了“活着”，只要“活着”就是成功。但他们忘了，“活着”是因为强权乐意看到你如此，这不是一种规训的结果吗？

而经营好自己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漠视了外界的强力，对权力保持不合作的态度。权力如何愿意看到普通人将生活过成了诗？这挑衅和嘲讽了它的权威，与人际关系中的权力运作是同个道理。

《四个春天》自然是有价值的，但可惜它只是一部纪录片。其价值不在美学层面，而在于它让无数国人看到了审美生活的可能，这是纪录片里的人物对生活的态度对观众间接产生的激励和引导作用。

而《米花之味》之所以更有价值和创造性，原因在于它是虚构的剧情片，导演通过将摄影机观察物像的视角改变为审美关照，从而让观众在观看电影时自动代入审美的观察视角，进行积极的目光规训。

它帮助观众重新获得发现生活中诗意的能力，这是《米花之味》的真正价值。《四个春天》属于激励和引导，让我们看到审美生活的可能，《米花之味》则教导我们如何以审美的方式关照日常生活。

因为是工作人员，我自己看《四个春天》已经太多遍了，多到一抬表就知道走进这个厅大概会出现哪个镜头。但我没想到的是，整个后期都非常冷静的我本人其实在最近最后几遍看的时候，在这么熟悉的镜头里，好几次湿了眼睛。

说一些影片细节和工作细节吧，是屡屡感叹，不算爆料。

·全家聚会的时候，大家说“喝酒喝酒”，妈妈赶紧扔下手里吃的舔舔手指头举杯，舔手指头真是不要太可爱。看了好几遍以后才发现扔下的是个大鸡腿。我后来问饭叔：“你家都是妈妈吃鸡腿哦？”饭叔：“当然啊！”我们从小看了太多妈妈只吃鱼头鱼尾巴的散文，突然看见一家全家宠妈妈，给妈妈啃大鸡腿的家庭，真好哦。

·送腊梅来的邻居大伯对爸爸说：“谢谢您！”这里是，你收了我的礼，我反而要谢谢你，因为你是我尊重的人啊。腊梅在屋顶长了四年，爸爸第四年上去看，悄悄说：“黄的，不好看。”real耿直老人家。

·爸爸离开罗甸老家已经64年，但每年都要在自己的小家祭祖。

·和很多家庭一样，爸爸在家庭里的位置总是又巍峨又谦卑。97年的录像里，爸爸感叹半天“全家聚齐不容易”，全部儿女的反应都是：“啊？”潜台词是“你在说啥？”我都能想象得到镜头后面爸爸又慈爱又无奈的笑容。

·全家一起出游的时候，姐姐手上就拿个手机放着音乐挥舞双手唱歌，包是给爸爸背着的。真的就【我自己女儿我乐意宠着，多大都宠着】既视感。

·爸爸还帮导演扛过三脚架……应该就是那个后来我们解释不清的，1500元的三脚架……

·这个包包，在姐姐去世以后，佟畅抱着遗像说“妈，咱回家了”那个镜头里，静静躺在床边箱子上。

·全家一起出游的剪影里，姐姐拧了一个姿势，哥哥在给她摆拍照片。一点不带羞涩的。

·姐姐的病况应该发展得很快，因为脚趾上的指甲油，也就半个月到一个月前才涂过。

·有几场是这么接的：先是爸爸拿了一个硬盘给妈妈看“里面还有好多电视剧哦”，结果听到姐姐唱的《风雨兼程》，接着是爸爸在天井里的仰望，然后下雪了，老两口踏雪去女儿坟上。我们一直到定剪前一天，这首《风雨兼程》都只唱到爸爸在天井里仰望。出录音棚前一天，录音指导孙艾琳鬼使神差的把音乐拉长了想听一下，结果发现意外的严丝合缝，严丝合缝！我看完了几乎是手抖着让导演从楼上调色机房下来看。

·真的你们去看，这里的画面我们一点没动，姐姐唱到“山高水长路不平，携手共攀登”的时候，爸妈拄仗并行的背影，唱到“风光在险峰”的时候，爸妈就走到山路上了，歌声停下，妈妈叹了一口气：“唉……”严丝合缝！我们都傻了，大家都在说谢谢姐姐。

·爸妈走到山路上的时候，头顶有一只大白鸟，绕着爸妈飞——这个是饭叔的朋友们最早发现的。

·爸爸在坟边雪地里，用登山杖写的字是姐姐的名字：庆伟。我看着笔划认出这两个字的时候，哽咽了半天。

·给姐姐写包袱和烧包，用的都是外甥的名义，外甥工作也忙，也不在家，估计年纪小也不懂好多规矩。姥姥姥爷帮忙写好了，嗯。

·外甥佟畅的东北口音，也折射着姐姐生命的流变吧……

·爸妈用的都是专业登山杖，不知道是哪位儿女买的，还是自己网购的——超好！

·修这处声音，是七月的事，当时以为就定剪了。到十一月，艺术顾问王老师又亲自盯着修了十四个镜头，看不太出来的十四处修改，主要是把气质上的东西再稳一稳。

·缝纫是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掌握不多的技能，饭叔写过，早年妈妈的缝纫绣花都是为了补贴家用，还在踩缝纫机的家庭真是不多了啊。声音这边很仔细的贴了一点缝纫机的声音。

·我们的很多声音，都是声音指导一点点和导演沟通，力图回到当时的空间、季节、空气，做了很久。这点我们一直非常坚持，如果声音不雕琢细致了，画面的观看也会被干扰。尽力了。

·“你把这里的鸡叫给去了吧，我总觉得太强调环境了，毕竟小城镇，这个鸡……”录音指导回头冷冷看着我：“去不掉，这里是同期鸡。”“哦好的，对不起啊，让同期鸡随便叫，随便随便。”我们后来就出现了“同期鸡、同期狗、后期蜜蜂、后期牛铃”……各种调侃。

·29.97帧率的问题最后也没有彻底解决，声画抽帧位置不统一。首映式当天，剪辑、声音、我站在主厅一个小角落里，一起说，哟，抽帧了……算了就这样吧。

·录片尾曲之前，大哥来我们家讨论方案。现在也都知道了，大哥是十岁上大学的神童，姐姐是八十年代大学生，饭叔中学辍学……那天我问大哥：“你们家谁成绩最好？”大哥随手一指饭叔：“他。”毫不犹豫。教育焦虑恐怕是现在城市中产最大的焦虑，在这个家看不到一点痕迹，没有人因为这个弟弟的学历不如哥哥姐姐，就对这个弟弟有任何歧视非议。

·所以我也无数次在说，如果我们从这对老人身上学习他们对子女的爱，那是完全没有交换条件的、纯粹的爱。你是我的儿女，我就为你骄傲，而不是你要考多少分你要上什么学你要多有出息。你看爸爸对导演说话：“哦，庆屹……”“庆屹你快来看，今年的燕子又来了……”这样平静有爱的语气里，看不出和对哥哥姐姐有任何区别。

·争气有早晚，45岁出处女作也很好；而且，养育儿女，何须一定要争气。争也好，气也好，都是给外人看的啊。

·暂时没了，但总觉得写掉了好多，想到再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