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我心目中最完美的电影
昨晚我又重看了一遍《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是第三次完整的看这部近四个小时的电影,这部电影几乎是我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简单说,任何时候把这张碟片放入碟机时,我都感到异常庄重,也不是在看电影更像是在进行一场严肃的研讨会。
如果选出一个我最喜欢的导演,没有之一,我一定会选杨德昌,他的作品一共八部半,我看过其中的七部,每一部我都喜欢,而且去年他离世了,杜绝了以后老眼昏花鬼迷心窍导出烂片的可能(这种可能已经在陈凯歌张艺谋身上得到了完美的展示),因此他在我心中的地位就此固定,永远第一。
电影演完时,我特地留意了一下字幕,许多现在已经非常熟悉的名字,但在那时,他们和杨德昌一样,只是一群热血青年而已,甚至蔡琴也出演了一个龙套角色---汪狗的太太,整部戏里她没有对白,只有一个旗袍的侧影,跟随丈夫汪狗拜访张家时,在门口换鞋。张震、张国柱父子出演父子,甚至连名字都没换,赖声川的女儿赖梵耘演小妹,剧中的名字是张芸,台湾版《这一夜,Women说相声》中的萧艾演冰店老板娘,那时她还很年轻漂亮。
这次看又整理了一次情节,理解也更加深入,同时也更加叹服。
杨德昌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剧情完成了对青春的回眸和致敬,细针密线的解析了少年对逐渐对世界幻灭的过程。
这部电影在我心中是完美的,无可挑剔,因为它足够丰富,又不觉得冗长,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还觉得有点闷,后来知道了更多台湾那个时期的历史感触就更深一些,我的老板的老板,每次去K歌,他都选一些很老的美国歌来K,推算他的年纪,在六十年代他和小猫王差不多大小,想必也经历了那个可怕又沉闷的时期吧。
一方面,杨德昌立足那个时期,取材真实案件,拍的足够真实可信,这一点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也做到了;另一方面,杨德昌透过这个故事穿越时代,赋予这一群小孩宿命式的鲜明性格以及由性格而决定的命运,通过对不同的人命运的探讨,折射出一丝夏日亮眼的阳光---那是人性之光的理想光芒。
Honey和小四加上后来的小马,这三个人性格的共同之处就是对真理和正义的执拗式的秉持,Honey从台南回来后十分黯然又气愤的说:到南部了半年,回来大家都忙着搞钱啦,他和小四讲起他看了无数的武侠小说,都不记得名字了,只有一部《战争与和平》,『里面有个老包,全城的人都翘头了,他一个人拿把刀去堵拿破仑。』,说这段话时,作为一个小混混头目,他眼里是对现状的无奈和一丝革命式的激情,他可以做老大,因为即便在小孩中间,真理和正义仍然是基本的底线,他回来时混混已经在忙着搞钱了,像滑头这样软欺硬怕的烂货居然也一呼百应的有人追随,虽然还很年轻,但Honey已经隐约感到他的时代过去了。他跑到纪念堂去找山东谈,两人走在黑暗的柏油路上,一辆辆的军车呼啸而过,Honey说:我只怕两种人,一种是不要命的,一种是不要脸的,你是哪一种?我看你不是不要命哪一种吧。山东阴沉着脸,一言不发,看准时机把Honey推向了疾驰而来的汽车。
时代真的变了,小四的性格没变。
第一次记过,滑头抄了他的试卷,他也要跟着受罚时,父亲在教务处大声斥责老师:我们把孩子交给你们,你们怎么这样对待他?
虽然,父亲强硬的性格,以及无条件的秉持内心的正义原则导致小四记大过,但他很开心,在路上,这一对沉默的父子罕有的进行了一场心灵的谈话。
父亲甚至高兴的说起了广东话(在剧中他是从广东赴上海读大学然后从上海跑到台湾)『冇春袋的男人,好麻烦o既』。
回到家他仍然信心满满的对太太解释:就是在这种时候,要做出榜样给孩子看,让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每次看这一段,我都热血沸腾,言传身教啊!做父母的。
而后来,同样的情形下,父亲却锐气尽失,低声下气的对训导主任陪笑讲好话,小四终于忍不住抄起身边的棒球棍击碎了点灯。全办公室的老师惊呆了。
同样的一段路,同样沉默的父子,父亲却再也没有往日的豪情和雄风,小四却越来越懂事了。
至死,他都终于自己的内心,秉持自己的原则,他捅向小明时说的是:你不可以这样被人瞧不起!
小马虽说占老爸的势力,但除了对待女人之外他秉持的做人原则和Honey和小四是一样的,所以最后他在警局嚎啕大哭说:我只有小四这一个好朋友。
这三个将世界理想化的少年,收获了同样悲惨的命运,一个被小人暗算,一个斗不过这世界,走向自毁,另一个则将面对永恒的愧疚。
另外那些头脸模糊的庸俗之辈则继续过正常的生活---所谓能屈能伸。
除了三个少年之外,最丰富的一个角色就是小明,这也是我愿意一看再看的原因,小明的塑造最为成功,她一个接一个的依靠不同的带头大哥,终于了解了社会的全貌,她是最早熟的少女,以至于她对小医生说出:『你不要娶她,她不适合你的』这样的话,也不突兀。她喜欢Honey,喜欢小四,她爱的是她们身上有别于其它小孩的理想主义光芒,但她没有选择的权利,没有爱的权利,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生存,同样是选择这样的方式(频繁换男友),小翠就不同,小翠很开心,因为她谁都不爱,她只是寻开心而已。小四不了解小明,就像他对整个社会缺乏一个完整的了解一样,他只看到了表面,小明如此的换男友,在他看来,会被人瞧不起,下贱等等。
他无法改变,父亲形象倒塌后,他没有听姐姐的话去听牧师的解劝,跟着是爱情和友情的幻灭----父亲、朋友、女孩儿,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生命的支柱,男人先是相信自己可以判断世界改变世界,接着就相信自己可以判断女人改变女人
如今一一的崩溃了,不能改变世界,也不能改变女人,他无法预见未来,更缺乏将日子捱下去的耐心和毅力,只能自毁,或者像狗一样的活在人间----现在你该明白大话西游的结尾,为何会有一句:他好像条狗诶。
整部影片中所包含的信息以及传达出的精神水乳交融,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这是一切伟大艺术作品的共性。
影片里的南腔北调,学校里那些老师,教官,卖红豆冰的本地女孩,在『少年杀人事件』发生的舞台上,大人和小孩儿一样历经着社会震荡带来的苦痛和挣扎,白色恐怖的社会背景若隐若现。
2 ) 小四和我们.
看完牯岭街的时候,已经是早上10点。过了好几天,也是好久,只有黑夜的日子,久违的清晨阳光在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刺痛眼睛。看完便倒头睡去,大概是眼睛盯着屏幕看了太久,大概是感动于且不适应久违的阳光,闭上眼睛之后竟发觉眼角湿润。于是打算醒来的时候,抒发一下对电影的感想。
这几天通过一些台湾电影大概了解了下台湾的近代历史。49年后的台湾,在很短的时间内经历了政权更替,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政治打压和屠杀。日据时代结束但文化影响无法抽离,大量外省人又操着各地的口音从大陆逃亡到台湾。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激化,不同的文化族群之间越发疏离。新官僚阶级的腐败也使得社会风气恶化,人心惶惶。 这一切都让那时候生活在台湾的人对自我身份的确认产生疑惑,也对未来的生活前景感到迷茫和不安全。 乱世总是孕育理想主义,可悲剧的是,乱世之下的现实又往往轻易击碎理想主义。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部电影就通过影片里的几个人物和他们的故事,讲述了60年代的台湾年轻人的理想主义的生和死。
影片里处处都是“现实”和“理想”的冲突。一开头,小四父亲就带着儿子取去查考卷,他是怎么都不相信儿子因为语文考了50几分而落榜名牌高中的.未果。父亲和母亲分别代表了两种生活哲学:父亲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安分守己,坚守自己的处世准则,刚开始的时候还对社会上的不公平据理力争,是个理想主义的坚守者;母亲则处世圆滑,和大多数人一样,只图个平稳安康的生活,大事化而小,小事化了,是信条,孩子吃饭上学是人生目标。大姐为了抚养弟妹,打算放弃留学,三姐倒是一门心思地信奉基督教,二哥则混迹于流氓群体间。小明是过于早熟的女孩子,谙熟世事于心,频繁换着男友只图生存,是被现实完全同化了的孩子;但她只爱Honey,一个理想主义的集中化身,昙花一现的中心人物。这所有的矛盾人物都对小四的成长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父亲,Honey,还有小明。父亲是理想主义的启蒙, Honey让小四的理想主义热情达到最高点,而小明则最后代表现实完全摧毁了他的理想主义。
父亲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嘴巴里说得最多的话就是:这不公平嘛。然而他是被现实击垮的第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那个年代成人世界沦陷的缩影。一场政治风波和友人的背叛击碎了他坚守社会正义的准则。从据理力争到唯唯诺诺,两次前往学校为小四求情的对比,非常犀利。父亲的垮掉是小四对理想主义世界的一个大失望与大打击。于是他狠狠打了不公正的教务主任,也和父亲立志说要凭实力考上日间部。他努力用自己的理想主义去拯救着父亲的信念。
Honey是整部电影里最不现实的人物。导演让他在明亮到浪漫的小公园冰室以背影登场,一身大哥派头,回过头来发现还是全片最帅的人物。因为小四上的是初中夜间部,影片大多数都是黑夜的景,使整部影片的色调都是灰暗不清的。只有Honey登场的时候,强光用到给人虚幻的感觉,完全不符合整部电影写实风格,很明显,Honey是所有年轻人理想主义的集合体:他鄙视弟兄们开始只想着趴钱,他自始至终一身帅气的海军装,他待小四宽厚尽管知道小四和小明的暧昧,他知道弟弟爱表现要开演唱会就取消砸场的打算,他读了那么多书,只记得 战争与和平 里的一个老头孤身去挡拿破仑的大炮,他单挑整个眷村帮派,实践着孤胆英雄梦……从出场到最后遭暗算而死,他都处处体现着少年理想主义里的正义和美好。他的最后一句台词是,我猜想你就是那种不要脸的人。然后便被不要脸的山东推于车轮之下。Honey是小四的偶像,他让小四看到理想主义的光芒,他实现了小四很多力不从心的,或者没有勇气去实践的愿望。如果我13,14岁,Honey也会是我的偶像。
小明则是无情现实下的完美作品。 父亲早逝,母亲多病,寄人篱下。她长得清新可人,笑起来纯洁无比。但是又明白那么多世情冷暖,行为“水性杨花”,男人于她大概只是为了生存。投靠小滑头,因为小滑头掌了权,投靠校医,因为校医可以为母亲免费治病,投靠小马,因为小马有钱。但是你不会鄙视她,你很容易懂她,你或许还会同情她。她懂得Honey,爱慕他的正义感和“老实”,但她无能为力地挣扎于现实中。她是整个电影里最坚强的人物,一点情绪上的大起大落都没有,这样的沉着里透着麻木和冷酷。当她天使的外表一点点在小四面前被撕开,她现实的本质袒露在小四面前的时候,小四的理想主义被狠狠地打了一个耳光。他还是企图拯救她,和她说:你不能活得被人看不起。但是小明的一句话点了电影的主旨:“我就好像这个世界一样,是不会为你而改变的!” 父亲垮了,Honey死了,小明则完完全全否定了小四的理想主义,于是他的世界分崩离析。他给冷酷现实的最后一击就是刺死小明的那好几刀,他不要让肮脏的现实继续腐蚀他心目中的她。
小四的理想主义从生到灭都没有被自己所主宰,处处被身边的人的沉伏,世界的明暗所影响着。但是他却讽刺地一心一意地要去改变别人和世界。这是理想主义的核心。他要拯救父亲,他要保护小明,他想要为Honey报仇去杀山东。然而失败了,都失败了。一个少年的全部理想全部崩溃于现实前。原来他一直没能改变别人改变世界。太失望了。
但是影片的最后还是给了我一点点希望。又是在一个晴天, 小猫王给狱中的小四送来一盒卡带,告诉他他寄给猫王的录音,猫王居然收到了。还给他回了信送了他戒指。小猫王的梦想居然真的实现了。影片最后理想主义的落脚点居然那个小不点。
------------------------------------------------------------------------------------
其实那么有感于这部电影,大概是我心里还有那么一点理想主义的火花。忘了谁说的,青春是一种状态,而青春的支柱,在我眼里就是理想主义。如若一个人对实现美好理想的的信念也没有了,那么才是真的老了。 其实我明白为什么我的一个好朋友在看到UP开头,老头在妻子离开后翻开那本载着共同理想的相册时,会流下泪来。我笑他煽情,心里却也为之所动。
其实不止是60年代社会动荡下的台湾少年,也不止一战后的美国迷茫的一代,每一代人都或多或少经历过理想和现实的冲突,理想主义的变迁,遗忘,或而实现。
现实生活的真面目其实是资源的争夺。资源的有限和人类生存能力的局限性直接或间接地不可避免地会阻碍理想的实现。理想或大或小,或和三五好友建立乌托邦,或反腐救人济贫除暴,都不得不和现实发生冲突。我相信每个人在成长的某一个时刻都对现实不满,都有改变现实的冲动。如若谈不上理想,那至少是一些蠢蠢欲动的念头,对于许多人,他们挥之不去,于是乎成了理想。我和我的那个朋友都是心中理想主义未灭的人,可是环顾四周,照照镜子再眺望一下不远的未来,却又真的发现自己处在理想的荒漠,现实的泥潭里。我们并没有老,但是也不青春了。大概就是这种尴尬的处境让牯岭街这部电影里,小四的自我摧毁和小明的沉沦都那么震撼和让人自省。我们不甘像之前的那么多代人一样臣服于现实,我们也没有自信可以用一点点理想的火苗抵过之前那么多代人都臣服的现实,我们更没有勇气爆炸自己,用生命的高贵换来对世界的一点鄙视。每一代人的理想主义都在一次次的不甘和不敢中变得无力,空留其壳。你还有理想么?我有。你还坚信你能改变世界实现理想么? 我不知道。 什么时候实现呢? 日后吧。青春之前我们不懂什么叫轰轰烈烈,青春之后我们还是不理解什么是轰轰烈烈。
我还是会在深夜看到一些社会的不公平而愤愤不平,会为有多少儿童失学有多少人每天饿死或因得不到基本的卫生医疗而病死而困扰,会为自己偶尔“戏子”的行为所懊恼和鄙视……但是我一打开门,走在路上,打开电视,看着新闻,又被淹没在现实的无奈里。迷茫的不是一代,是一代代。或许不“垮掉”已经是最好的情形了。
我喜欢杨导演的作品,我也讨厌杨导演的作品。我喜爱他 因为他的作品时常从少年的角度来诠释一些困扰所有人类的深刻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过少年和青春.我们小时候什么道理都不懂,没有很多理性元素来合理化我们的想法。所有的愿望和想法都是发自内心的,原始的,纯真的。正是如此,那些关乎生命意义和理性主义的话题才变得越发沉重和深刻,因为连最纯真的孩子也无法逃过,也经历着,感受着。我同样讨厌这样的角度,它让我无处可逃。如果说 一一 里导演从一个老人的角度和我说:你知道吗?人生就是无止境的循环,在不知不觉里你就老了,生命不过如此。我可能会侥幸地想,我才二十岁,我还有机会用精彩的生活改变你这个悲观的想法。但是洋洋的一句:我也老了,则彻底地打击了我。原来我已经逃不掉了。牯岭街也是一样。电影里那些我也经历过的年岁和想法,目睹过的丑恶和无法,都告诉我原来我很早就被困扰于这些沉重的问题里。既然已经躲不过了,那么是否逃得掉呢?
-------------------------------------------------------------------------------
这些想法已经不是我刚看完电影时的原始的感动。又是被理性化后的造作文字。人连表达思想的时候都有延时,有了延时就有外界的不纯净可有机可乘,他们混入我的骨髓里,真感情,假面具我也不分不清楚。看来我们真是要一无所有了。
3 ) 台湾“联合报”当年关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真实版本的新闻报道
来源:网络
不良少年情杀命案少女移情别恋 可怜死于乱刀年仅十五六闯下塌天祸
本报讯
十五曰晚十时十分许,本市牯岭街七巷底,发生不良少年情杀案,现年十六岁的「璧玉帮」老么茅武,因醋海兴波竟持利刃将芳龄十五的少女刘敏连杀五刀致死,疑凶于杀人后并未逃逸,且伪称是被害者的哥哥,但为七分局刑警陈汉英看出破绽,旋即将其捕获侦办。
被害人刘敏(小玉),十五岁,山东人,住基隆路二段时三巷四六弄卅三号,为建国补习班学生。
疑凶茅武(钟璧),十六岁,浙江人,住南港旧庄路中央研究院外宿舍十六号,为建国补习班开除的学生。
据疑凶茅武在警局说:他是「璧玉帮」太保组织的「老么」,专门负责处理与别帮太保的打斗事项,「老大」任群,「掌法」李天民,及党羽孔瑜、陈次候等多人。他说他与刘敏于去年三月廿八曰在○东路公车上邂逅,彼此结了不解之缘,海誓山盟,表示爱心不移,不久前并已发生超友谊关系。不料在十几天前,刘女竟与「海盗帮」太保马积伸往来,他因爱她而想占有她,曾多次劝她不要与别人交友,但她不听,昨晚十时约她在美国新闻处前见面,后来走至牯岭街七巷底谈判,刘女不肯顺从他,他就拔出童军刀给刘女连杀五刀,一刀穿入胸部,两刀刺在背部,一刀杀在额部,一刀砍在肩膀,致刘女在惨叫声中倒卧血泊,所着童军服全为鲜血染遍。
由于凶杀现场就在七分局后面不远处,值曰巡佐胡文泽及刑警陈汉英立即驰赴现场,见茅武抱住刘女不放,他并伪装是刘女的哥哥,陈刑警乃即雇车送往台大医院,到医院已十时廿分许,未及挂号即告死亡。茅武泣不成声,机智的陈刑警看苗头不对,茅问与刘女究竟是甚么关系,他答以:「是哥哥,也司说是未婚夫,」刑警再追问「她是你杀的吗?」茅答:「是我杀掉的!」此话说出,刑警已给他手铐加身,将他押回分局侦办。
据茅武说:他与刘敏为了爱心不移,她取名「小玉」,他取名「钟璧」,意即表示他对链情璧玉,组织「璧玉帮」也是为了对付情敌,他说他曾写信忠告小玉,不要与别的男友交往,原信如下:「我抱歉昨天打了你,昨晚我一夜没睡,我真想杀了马积伸,但后来我一想不值得。如果我杀了他,你也不会再爱我,而且杀了他反而觉得我没用,何况还得偿命。但我一定要阻止你和马积伸来往,因为他在某校有两个女友,一个叫曾××,一个叫什么,我记不清楚了。我希望你能信任我,无论如何,我茅钟璧是不会欺骗你的,因为我永爱你的。玉妹,玉妹,我的玉妹,我也不必写了,因为我只少跟你说了多少话,我俩四百零八曰的友情,就完了吗?但愿你能回到我的怀抱里,我不多写了。我的心意你是知道的,我对你的爱也是任何人所共知的,好玉妹,最后祝你安康,好好用功,别再交男朋友!永属你的断肠人上」
市警七分局长戴良川以这件情杀血案的男女主角,都是尚未成年的少男少女,两人竟然大谈恋爱,发生超友谊 关系,男的并是不良少年组织的核心人物,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希望家长、学校加强教育,藉以防止此类案件的重演。【1961-06-16/联合报/03版/】
茅家深表遗憾 愿养刘女寡母
南港讯
不良少年茅武情杀案,消息传至,家长深表震惊,为弥补此憾事,茅武之家长表示——愿意抚养死者刘敏之寡母,藉辱死者在天之灵。据疑凶茅武之二姊茅钟琳告记者称:「她全家对她弟弟所作之不幸事件,自应遵守法律之公正裁判,并愿对死者之寡母陈庆华抚养终年,不管陈家提出任何要求,只要在她家能力范围内,决不推诿」。茅武的母亲,是位中年(四七岁)的贤淑妇人,她对她儿子所造成的不幸事件,表示一切罪过都应由她负卖,是她平曰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茅武的爸爸现就职中央研究院,他有三个兄弟,三个姊妹,他居第五,大哥二哥均就读台大,大姊已为人师表,二姊就读一女中,六妹也将在下学期考中学,他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北县南港镇弥勒内院广元、清月两位法师,于昨曰下午五时前往市警七分局要求接见茅武,经戴良川分局长特准接见。据两位法师说:茅武杀死刘敏的消息使他们大感惊异,茅武平曰常去庙内补习功课,看他文质彬彬,是个很有教养的孩子,茅武还想皈依佛教,两位法师也答允收为门徒,不料他静做了情杀的凶手,法师勉励茅武要深知忏悔与反省,临别时并合十连念「阿弥陀佛!」【1961-06-17/联合报/03版/】
北市不良少年情杀案检察官昨侦讯疑凶 茅武冀求改过自新所用凶刀取自另一同学 璧玉帮全体昨同受侦讯
本报讯
「璧玉帮」不良少年茅武妒杀女友刘敏案,死者刘敏之尸体经台北法院检察官张庚清偕法医高坤玉检验,认系他杀致死,全身被杀七刀,胸部一刀为致命伤,尸体验毕移置市立殡仪馆。
昨曰中午张检察官在七分局侦讯嫌凶茅武,与疑凶之父茅泽霖,死者之寡母陈庆华,及「璧玉帮」不良少年孔瑜,和幸免死于刀下的所谓「情敌」马积申等多人,对本案发生的前因后果侦讯甚详。死者之母陈庆华为国军遗眷,刘敏是她的独生女儿,她昨晨获悉死讯曾吞金自杀未遂,昨午在七分局应检察官侦讯时,她泣不成声。
疑凶的父亲茅泽霖,以其子茅武闯下如此大祸,深感愧疚,遇及亲友,低头不语,自觉无脸见人。他与疑凶之母在警局相逢,彼此心如刀割,半向说不出话来,恰是一幅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写照。茅武用此杀死刘敏的凶刀,经警调查系孙德雄所有,孙说是茅武到他家偷去的,因为他听茅武说:马积申将用武士刀对付茅武,茅武为先发制人,所以偷取他的尖刀防身。另据孔瑜说:马积申认识刘敏,还是由于他的间接介绍,他曾向刘敏借一本地理书,马在该书里写了几行字,刘敏看了却不高兴,但经他们道歉后,又和好如初了。据他所知刘敏很喜欢马积申,马是台与她有「爱情」,他表示不知,唯马没有参加不良少年组织。茅武曾警告他不要他与刘敏接近,命案发生前夕,茅武曾约马积申到南昌街冰店谈判,凶案发生之夜,茅又马到美新处门前相见,欲威胁马与刘敏断绝往来,否则就要杀马,马获悉后,不敢与茅见面,就将单车弃置美新处前。茅武经过一曰拘留后,他已后悔他行为的鲁莽,他说他已变成为人不齿的「狗熊」,不该杀了心爱的人,使家门蒙羞,他说他愿接受法律的判裁,冀求改过自新。 【1961-06-17/联合报/03版/】
茅武杀人 移送法办
本报讯
怀疑女友移情别恋而醋海兴波,于十五曰晚间在本市牯岭街五巷内,欲杀「情敌」马积申未果,竟将女友刘敏连杀七刀致死的「璧玉帮」不良少年茅武,经市警七分局连曰侦查,他已坦承妒杀刘敏不讳,并痛下决心在狱中反省思过,出狱后重新做人,警七分局于昨曰上午依杀人罪嫌将全案移送台北法院侦办。
对于「璧玉帮」不良少年组织,另由市警局刑警少年组,予以澈底取缔。【1961-06-18/联合报/03版/】
杀死小情人 茅武被起诉生性残暴恶性重大 要求刑庭从重科刑
本报讯
轰动社会的不良步茅武刀杀小情人刘敏一案,昨经合北地检处检察官张庚清侦查终结,被告茅武被依刑法二百七十一条第一项杀人罪嫌提起公诉。
检察官在起诉书中指出:被告茅武系一不良少年,仅因女及不顺从其意,竟拔刀连读猛刺女友七刀,生性残暴,恶性重大,应请刑庭从重科刑,以昭炯戒。被告茅武,十五岁,住南港镇中央研究院外宿舍十六号,在押。起诉书中说;茅武原系建国中学补班二年级学生,素不良,本年五月间,因组织璧玉帮为该校开除。在校读书时,结识该校女同学刘敏,两小无猜,感情亲密,惟自茅武退学后,彼此接触机会减少,刘敏则渐渐与其他同学交往,茅武疑其另交男友马积申,怀恨在心,乃预约马积申于本年六月十五曰晚上十时十分,在本市美国新闻处门前决斗,惟马积申畏惧未去。适刘敏放学,途经该处与之相遇,茅武遂偕其走至本市牯岭街七巷内理论,并要求海誓山盟,以示爱心不移。因遭刘敏拒绝,顿起杀意,抽出随身所带之短刀一把连续在其胸部,背部,额部及肩部猛刺七刀,当场倒卧血泊中。市警七分局刑警陈汉英、胡文泽二人据报后,立即驰赴现场;当场将茅武逮捕,并将被害人刘敏送往台大医院急救,奈因流血过多,不治身死,案经台北市警局第七分局移送侦办。【1961-07-12/联合报/03版/】
茅武杀人案 今开调查庭将传多人到庭作证
本报讯
轰动社会的小情人血案,杀害十五岁女友刘敏的疑凶茅武,台北地方法院刑庭推事葛义才,定今曰上午九时假该院第二法庭开庭调查,除提在押被告茅武到庭应讯,并传证人多人作证。【1961-07-31/联合报/03版/】
茅武杀害刘敏命案一庭辩论终结刘母提出附带民事赔偿 庭谕本月七曰宣判
本报讯
「碧玉帮」十六岁不良少年茅武杀死十四岁女友刘敏一案,昨(卅一)曰经台北地院刑庭推事葛义才开庭调查,并接开辩论庭。本案一庭终结,定八月七曰下午四时宣判。 调查庭于昨曰上午九时三十分在该院第二法庭进行,检察官方正婉,公设辩护人周长久到庭执行职务,除提讯在押被告茅武外,并传证人马积申(茅武的「情敌」)孔谕、孙德雄及七分局刑警陈汉英,巡佐胡文泽,被害人刘敏之母陈庆华到庭作证。被害人刘敏之母陈庆华,请求庭上判处茅武重刑。陈庆华向庭上哭诉说:刘敏尸骨已寒,但被告方面并无丝毫赔偿损害表示。她向庭上提出附带民诉,判令被告赔偿损害四十一二万二千九百四十五元。被告茅武在庭讯中,承认因「爱」而杀害刘敏,但茅武否认与刘敏有超友谊关系,只说是普通朋友,感情很好。本案在庭讯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即此一命案之造成,替茅武与马积申传话的孔谕,因传话不实,故弄玄虚,有以致之。原来茅武与马积申约晤时并未带刀,请孔谕传话马积申时,孔对马说茅武带刀,致马说「我也去借刀来」,孔输旋又回去告诉茅武:「马积申带了刀,你要小心」,茅武乃向孙德雄处借了尖刀,不料两人决斗未成,茅武竟拿刘敏作了牺牲品。【1961-08-01/联合报/03版/】
茅武刀杀人情人案判徒刑十五年 被害人之母闻判哭失声 附带民事赔偿移送民庭
本报讯
十五岁不良少年茅武刀杀小情人刘敏一案,昨经台北地院刑庭审结,依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褫夺公权八年。承办本案的推事葛义才指出:被告茅武系未满十八岁之人,可教而不可诛,依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一项之规定不得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惟被告稍不顺意,操刀杀人,连刺死者七刀之多,手段凶狠,居心残忍,影响社会风气至钜,故仍于法定刑内处以最重之刑,并依犯罪性质宣告褫夺公权八年,以惩杀风。
台北地院刑庭于昨曰下午四时假第二法庭宣判,法庭内挤满了关心此案的市民,死者刘敏之母陈庆华及被告茅武的父母均到庭聆判。刘母在数位亲戚的搀扶之下,在法庭内哭诉说:「去年今曰我的女儿做生曰,今年今曰我的女儿没有了。我要跟茅武拼,我不想活下去了。」茅武被提到庭时穿黄卡其学生服,黑色短袜,皮拖鞋,神情木然,承办推事葛义才升庭后,即宣读判决主文:「茅武投人,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褫夺公权八年」。刘母陈庆华请求的四十三万元民事赔偿,亦经庭上裁决,移送民庭审理。
兹志判决理由如下: 被告茅武,原就读于本市建国中学夜间部初中二年级丙班,因在校外打架,曾受记过处分。本年四月十二曰又因携带弹簧刀,为该校发觉勒令退学,有该校所送操行成绩证明书可证。其在校读书时,结识同级甲班女同学刘敏,俩相恋爱,感情颇好,亦有往来之信件可凭。惟自被告退学后,接触机会渐少,被告怀疑刘敏爱情不坚,另交男友马积申,心殊妒恨,乃于本年六月十五曰晚间,托同学孔瑜约马积申在本市南海路美国新闻处前谈判。后闻孔瑜传说,谓马积申将带武士刀前来,乃折往孙德雄家取得红白相间木短刀乙把,备于左边腰间,复去美国新闻处前等候。马因受孔瑜劝告畏惧不去,取道校后门回家。适逢被害人放学,途经该处,与被告相遇,偕同走至牯岭街五巷十号后门处,被告即谓:「不喜欢你与马积申在一起」,刘敏回答:「你管不着」。于是发生争执!被告未能称意,乃气愤起意杀害。随即拔出所带短刀,直刺刘敏胸口、头部、肩部等处,刘敏倒地,复于背部连刺三处,业据被告及有关证人孔瑜、马积申、孙德雄在审理时历历陈明,无稍讳饰,并有扣案之凶刀乙把及染有血迹之衣服参件,可资佐证。【1961-08-08/联合报/03版/】
茅武杀女友民事部份 定期宣判
本报讯
不良少年茅武杀死女友刘敏案,死者刘敏之母陈庆华向台北地院刑庭附带民诉要求判决茅武赔偿四十三万二千九百四十五元一案,地院民庭张泽涵推事于昨曰上午开庭调查后并已辩论终结,定于本月廿六旦下午五时宣判。昨曰庭讯时,刘敏之母陈庆华,与被告茅武及其父亲茅泽霖均到庭答辩,庭上规劝双方和解。但茅武之父认为:这笔数字太大,茅武本身并无不动产,他以无法负而拒绝。刘敏之母表示:乃女之死是茅武一手造成,故应负全部赔偿费用,并请求庭上依法执行其父亲之财产。因茅武尚未满法定年龄,故应由其父负赔偿责任。但茅武方面却予以拒绝。【1961-09-22/联合报/03版/】
茅武杀死少女案 民事赔偿十三万
本报讯
不良少年茅武杀死女友刘敏案民事部份,台北地方法院民庭于昨曰下午宣判,判决被告茅武之父茅泽霖应付给被害者刘敏之母刘陈庆华民事赔偿十二万九千五百二十三元(内殓葬费一、三四一元,慰藉费十万元,抚养费二八、一八一元),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原告陈庆华请求生命损害赔偿五十四万元,于法无据,驳回。【1961-09-27/联合报/03版/】
茅武杀女友 处刑十五年高等法院昨曰判决
本报讯
十五岁的少年茅武杀死十四岁的女友刘敏案,经高等法院昨(廿三)曰判决:仍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被告茅武因其女友刘敏与其他男同学来往,乃妒忌于心,于本年六月十五曰晚,持刀跟踪刘女,至北市牯岭街五巷十号后门,即要求刘女与其他男友断绝往来,刘女予拒绝,茅武即拔刀将刘女杀伤于送至台大医院后死亡。【1961-12-24/联合报/03版/】
杀人不良少年 深为劣行忏悔俞耀华等三人致函鲁俊 寄语少年勿蹈他们覆辙
本报讯
因杀人案被判刑的不良少年俞耀华、茅武、侯湘琳等三人,最近从狱中分别写信给台北市警察局刑警队少年组组长鲁俊,表示他们的忏悔,希望所有的少年们引为殷监。俞耀华是为了女友杀死才立民,在一、二两审判决,均被处死刑,现仍在上诉中。他寄给鲁组长的信中说:我在这一年的牢狱生活中非常后悔以前所作所为,希望步我后尘的同学以我为例,勿重蹈覆辙。茅武系「璧玉帮」老么,因女友刘敏移情别恋,于去年六月十五曰将她杀死,现被判刑十五年,他在信内说:我在监狱里过着无比痛苦的曰子,我后海,我失眠,我深觉我自己已是没有希望的人,但我却将希望寄于别人,我希望我的伙伴们以及想混太保的人,以我为一面镜子。侯湘琳,他是「海盗帮」的老大,因争地盘将「金轮帮」的叶富雄杀死,现被处刑十二年。他在信中称鲁组长为恩师,他说:在这漫长的八个月中,我体会到别人的犯罪都是因为家庭或是环境迫使他们做下那愚蠢的事,而我呢?为了什么?我痛很我自己为什么不能够忍耐一时的忿怒和为了保持那些毫无意义的「声势」而与人格斗,如今我才明白真正的荣誉,是谦和,是学识。【1962-02-20/联合报/03版/第三版】
茅武杀人案 获改判七年以其年纪尚轻 故予更新之机
本报讯
刀杀女友致死的中学生茅武,昨经台湾高等法院刑庭更审终结,获改判有期徒刑七年。 该案原经高院判决有期徒刑十五年,茅武不服上诉最高法院,经发回高院更审,审判长以茅武年纪尚轻,予以更新之机,乃予减处其刑改判有期徒刑七年。【1962-08-23/联合报/03版/第三版】
茅武杀人案 处刑十年 高院更审宣刊
本报讯
杀死小情人的不良少年茅武,昨(廿二)曰被高等法院依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本案系发生于五十年六月十五曰,十五岁的茅武因怀疑其十四岁的小情人刘敏移情别恋,乃在北市牯岭街守候,待刘敏放学经过时向她质问,因一言不合,茅武即拔刀将刘女杀死,事后茅武非常后海,抱住刘女尸体痛哭,并向警员承认是他行凶。本案经地院判处茅武有期徒刑十五年,上诉高院后减为七年,但检察官不服上诉,由最高法院发回更审,乃改判为十年。
转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83dd3040100esde.html 4 ) 理想的破灭和小人物的挽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如果可以请让我死在这237分钟里【8000字长评】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根据轰动一时的真实案例改编,但从片名和这句根据XX事件改编的介绍来看,几乎所有第一次接触的人都会以为这是一部挖掘青少年犯罪的电影,涉及成长,家庭教育,青少年之间的感情之类的青春片,这样的话《牯岭街少年》还是一部不错的电影,至少如果拍的好可以像《心灵捕手》《三傻大闹宝莱坞》这类励志教育片一样,但如果只有这些,《牯岭街》最多算是一部优秀的青春片,它还远达不到伟大的地步,如果只有这些,那杨德昌也不叫杨德昌了。
而且他也没用必要用237分钟的篇幅,更不会被称为史诗,让包括著名电影学者赛人在内的诸多业内专家和普通影迷高呼:“如果有可能,我愿意死在这237分钟里”,赛人更是在自己的书中毫不掩饰对这部电影的称赞甚至膜拜,不惜把这部电影碰到华语影史第一的高度。
那么让我们继续往下挖,这是一部讲述青少年杀人的电影,男主小四杀死了自己追了很久追不到的女神,由爱生恨的戏码在新闻中我们早就屡见不鲜,那怎么把它挖掘出深度呢?如果你没看过电影,你可以联系药家鑫和马加爵,如果我们给这两位拍电影我们怎么拍的深刻呢?估计很多人都看过药家鑫和马加爵的相关深入报道,他们这些冲动的魔鬼事后的表现让我们唏嘘落泪,让我们感叹什么叫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些挖掘马加爵和药家鑫的报道的深刻之处在于记者们挖掘出了这些已经被舆论定性为“变态”,“恶魔”的人的另一面,从这一面中我们审视了自己的人生和本性,再加上极强的情境带入感和我们自身的 恻隐之心,在愤恨他们的行为的同时,我们也为他们的可怜可悲而落泪,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我们生而为人的无奈。关于这一点与兴趣的可以看看柴静女士关于药家鑫父母的专访,可以作为延伸阅读,这个专访足以改变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
按照刚才的分析,如果这样拍,那《牯岭街》已经足以算得上一部深刻的犯罪电影了,而且如果今天有人拍出来也绝对是轰动级现象级的作品,但这依然不是《牯岭街》应有的水平。《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有着更大的格局。
以上我分析的内容《牯岭街》都有,但他只是这部鸿篇巨著或者说盛大交响乐中的一种和声,这种和声可能是主旋律,但绝不是唯一的声音。
《牯岭街少年》是一部盛大的史诗,只不过他有一个太过低调的名字,低手拍电影喜欢故作深沉,高手却总喜欢假装肤浅,大隐隐于市。它虽然叫“XXX杀人事件”,也是以此为主线,但它的内容却庞大得多得多,《牯岭街少年》聚焦的是一个时代,是多个群体多个阶级的交织与冲突,柴静的专访反映出了药家鑫背后的故事,这足以引发我们的共鸣并开始反思自己;杨德昌反映的却是药家鑫这类人背后整个时代的病态,是个体在庞大的社会机器之下,在黑暗的政治戒严之下,在等级森严的阶级壁垒之下小人物共同的无奈,只要你是个小人物无论你怎么反抗怎么挣扎都不会对这个森严壁垒的社会构造造成任何影响,弱者的反抗只能伤害更弱的弱者,最后一同毁掉自己。所以片尾小四的一刀被豆瓣影评人精辟的总结为“弱者给弱者的 一刀”,这一刀是小四对女神的背叛和对彼此爱情的彻底绝望,也是弱者在被社会压迫后的一个自戕式的愤击,这一刀毁掉了两个青年和他们背后的家庭,这一刀既是由爱生恨的情杀更是弱者在绝望中的一声沉闷的嘶吟。
电影可以看作一部青春片,一部关于初恋与性意识萌发的荷尔蒙片,但这只是故事的主轴,围绕在故事周围的是杨德昌用显微镜版的视角为我们全景展示的那个时代的生活画卷,政治,教育,民生通过杨德昌各种考究的细节被暗示出来,在这部电影里我们能感受到青春的迷茫与洋溢着的荷尔蒙,但这种荷尔蒙是一种被压抑着的战栗着的荷尔蒙,影片令人窒息的压抑无处不在,令人如鲠在喉的细节比比皆是,这都是那个大陆与台湾政治戒严期间台湾民众生活的真实写照,主人公小四和他的朋友们则是这种生存状态下的几个普通代表。
电影开篇背景介绍:
“民国三十八年前后数百万的中国人随着国民政府迁居台湾。绝大多数的这些人只是为了一份安定的工作为了下一代的一个安定成长环境,然而在这下一代成长的过程里,却发现父母正生活在对前途的未知与惶恐之中,这些少年,在这种不安的气氛里往往以阻止帮派来壮大自己的幼小薄弱的生存意志”
虎落平阳被犬欺的侠客——哈尼(Honey)
对于刚刚建立起观影逼格的人来说,保持理想主义,蜻蜓点水的宣扬点鸡汤的电影就是顶级好电影了,豆瓣250上至少有一半是这种电影,而这些电影是注定与经典无缘的,即使它现在有一个不错的评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终将被人淡忘。一流的电影不会虚假的鼓吹理想主义,把鸡汤当哲学的说教式的灌输给你,三流电影教人如何成功,一流电影教你认清世故,是超越是非超越成败的。不是说他们不相信理想,不相信希望,正是因为相信,在面对生活现实时,才会有出入感,这种出入带来的落差成就了这些祭奠我们逝去美好的现实主义作品,其原因还是对美好对理想的眷恋。这些作品告诉我们生活没有小时代,全是碾压小人物的大时代,生活永远是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形式主义只存在文艺作品和我们那毁人不倦的教育中,呜呼哀哉,这正是生活的可悲之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正拍出了这种可悲。
而拍出可悲的原因正是由于不舍美好。《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哈尼正是这种逝去美好的完美代表,他的出现无疑是导演心中理想主义的化身,而他的失败也正说明了导演对台湾社会现实的绝望。
之所以把这个配角放在主角前面讲,是因为他出场虽少,但却画龙点睛的表现出了全片的灵魂。哈尼是一个没落的古惑仔领袖,一个拥有君王般高贵灵魂和诗人般情怀的青年老炮儿,而且人物外形俊朗飘逸,做派大气而绅士,让人觉得这个小混混头头身上有着教父一般的品味和气场,又有着侠客一般的精神和老炮儿一般的倔强与坚韧。哈尼就是一个老炮儿,一个帅气文艺的老炮儿,一个如西方文学中贵族一般脱俗的老炮儿,他比老炮儿更动人,比老炮儿更悲惨,他的形象脱胎自《战争与和平》,无疑是片中导演给予戏份最少但却赋予最多内涵的角色,完全可以视为导演心中理想主义的化身。
哈尼因为犯事而被迫逃亡南方,等回到北方后发现江湖已经变了,时无英雄小人得志,连山东这种猥琐的人都可以霸占一方了,但他,一个曾经的领袖现在已经成了光杆司令,心中却残存着逝去的规矩和理想。他刚刚回到北方,看到自己的女友和主角小四在一起,导演高明的没有拍哈尼的反应,而是拍小四被打,当时他们同处同一空间,小明看到自己男朋友回来,立马跑了过去,我们远远看到一个身穿海军军服的帅气小伙站在门口,这是哈尼第一次与观众见面,不怒自威的大气初见端倪。(哈尼与小明)
然而接下来镜头只给了另一边的小四,这个敢泡带头大哥马子的吃瓜学霸。众人为了奉承哈尼,便抓起小四要打:靠敢泡老大的miss。
小四被整的低声下气。这时我们不知道画外即哈尼和小明发生了什么,但看到小明哭着从那边跑了过来,所有的人都知道了,但具体知道了什么每个人又都有自己的答案,这一点只有看过的才知道。这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效果,这就是杨德昌。(小明跑开)
这时画外的哈尼过来了,喝住众人,这一次哈尼的形象更强大了,他老大的气质开始显露,哈尼淡淡的和小四说了一句:我看你不是混的,这没你的事,赶快走吧。遂解小四围。(哈尼与小四)
这一个简单的行为让哈尼的形象更进一步确立,观众对其的感情进一步加深,而这种古惑仔套路的戏份杨德昌更是把它拍的霸气干脆,令人暗暗称绝。
下午哈尼训斥小弟们后,与小四谈心,这段谈心更将哈尼这个人物身上的理想主义推向了极致,这段台词也成了文艺青年们顶礼膜拜的一段台词,成为了可以单独赏析的独立经典:
我在台南的时候,无聊的要死,每天可以看几十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有一个老包,大家都以为他吃错药,我记得好像全城的人都翘头了,而且到处都被放火,他一个人要去堵拿破仑,后来还是被条子削到——《战争与和平》,其他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这一本。
哈尼就是老包这样的人,后来他一个人去和眷村帮对峙,被眷村帮的老大暗算,死的相当憋屈。哈尼是理想主义的化身,哈尼的死正如历史文学里的项羽的死一样,是理想主义的破灭,世无英雄遂使小人成名,也正是因为小人太多,才使英雄没有活路。
哈尼出场极少,很快就被暗算害死了,但这个人却是电影中拥有粉丝最多的人,因为它代表了大家心中残存的希望,他的死引人共鸣,而害死他的山东,则是哈尼的反面,吊儿郎当,颓废猥琐,长相粗俗,行为也上不了台面,完全是一个地痞小贼,哈尼的死引起了道上的复仇,后来山东也被杀,但当山东的女人叶子抱着山东的遗体大哭时,相信我们和在场的吃瓜小四一样矛盾,既觉得死有余辜恨不得自己亲手给他两刀又觉得这人也是值得同情的。反派都让人动容,这就是杨德昌的功力。就像金庸笔下的众多恶人一样总让人又恨又在恨中包含着同情,李莫愁和阿紫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一切都是创作者对人性的精准把握。
哈尼这个人物以及两个帮派的冲突与恩怨,是故事的背景之一,但和杨德昌的其他作品一样,这些信息被处理的相当闷骚,这种闷骚以前在《一一》的影评里分析过。对于第一次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人来说,可能会感觉自己错过了什么,到底他们之间有什么恩怨,有什么关系?不知道,杨德昌没有交代,因为杨和他的编剧们不想交代。
这更符合我们生活中的认知情况,我们在进入一个新环境时,环境中的人和事以及其之间的联系我们都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故事我们也不知道,但随后与他们生活一段时间后,我们就有所了解了。杨德昌的叙事正和这种生活经验类似,即在故事中塑造人物,而不是先把人物建立起来然后在讲人物身上的故事,杨德昌以及很多老司机叙事时都是这样,上来就说故事,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你自会对细节对各种人物关系,他们的性格,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故事逐步了解。
父与子:张震和张震他爸
哈尼的死是理想之死,影片中小四的父亲是另一个理想主义的代表,这个理想主义者也是用来被消灭的,只不过这次不是杀人,而是诛心。小四父亲的转变比哈尼更写实,更深刻,因为哈尼的处理太过浪漫,而父亲的屈服则让人洞悉了一个时代的险恶,就像《孩子王》中,老师第一天上课让学生发言,班里鸦雀无声,第一个打破沉默的学生蹦出的居然是:“你会整我吗”这一句天真的反问振聋发聩,让没有经历过那种险恶的人在今天听来都不禁心头一凉。
在片中小四有演员张震扮演,名字还叫张震,更有意思的是小四的父亲也由张震父亲张国柱扮演,名字也没换。父子演父子。小四和父亲的关系如战友如同志,像一个带有传统宗法权威又如同朋友一般的忘年交。
影片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展示父子关系,儿子门门功课90多,唯独语文没考好,父亲到学校办公室询问缘由,回来的路上二人一路无话。父子之间的微妙关系全都通过人物所处的空间被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表达了出来。两个人默默地骑着车子不说话,到了饭店吃冰淇淋也是无话,这种关系很严肃很微妙只有看过才知道。而第二次父子一块儿从学校回家,杨德昌的处理不同了,这一转变出自剧情需要,是神来之镜。
第二次去学校办公室,是儿子犯了错,这是杨德昌对台湾渗透着政治的教育的批判,父亲看不惯道貌岸然打着官腔的老师,与老师理论,质问一个人为什么要为自己没有犯过的错误担责,要求学校取消记过处分。结果学校恼羞成怒给张震记了大过。二人回家路上推着自行车走。第一次是骑着自行车,第二次父子回家是推着自行车,因为他们这次有话说。这是符合生活的设计,骑着车子两个人没法很好的交流,而且,从视觉节奏上来说,骑车子运动过于强,不符合营造沉重气氛的原则,所以拍两个人低着头推着车子缓缓的走,这样一举多得,既有了情绪又符合生活常理,高,实在是高。这一段被编剧史航大加称赞,并多次在讲座中提到。
这次对话,父亲和在办公室里一样,继续展示他理想主义的一面,让人感叹这真是一个好父亲,能这样为儿子撑腰,老张教育儿子:记过就记过了,如果一个人还要为他没有犯过的错误去道歉,去讨好的话,那这种人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啊。
小四接道:可是,我好像觉得这世界上这种事情太多了。
这一段戏是一个伏笔,本来是父亲教育儿子,没想到成了儿子教育父亲。
在后来,父亲被政治审查搞得尊严尽失,在精神崩溃中连夜写下所谓的“认罪书”为自己捏造自己从不曾犯下的罪过,从那以后父亲屈服了,父亲被诛心了。
这时被打倒的不止有父亲,一块被打倒的还有观众,在前半段被塑造的充满理想的父亲,后面便的胆小软弱,在第三次进入学校办公室后,以前敢和老师据理力争的父亲变得唯唯诺诺,在那一刻,所有的观众都感觉自己在被生活强奸。这种震撼就好像我们在生活中不小心看到了自己父亲在偷偷流泪。父亲在绝大多数人心中都是神一样的存在,当父亲这个神倒下之后,我们的 心灵冲击可想而知。
小明——我们的初恋:是女神还是绿茶?
小明按照现在的审美观点看可能是万人唾骂的绿茶。影评人赛人说她是十足的蛇蝎美人,绿茶婊。这和很多人观点类似。但也有一些人觉得,小明是我们懵懂少年初恋的化身,而且小明是一个可怜的人。这一点要先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本片的真实案例,我们不知道杨德昌塑造小明这个类似《美国往事》中黛博拉这种女神的初衷,就只有这样推测。据牯岭街真实案件的当事人,电影中“滑头”的原型文章回忆,受害者刘敏(小明原型)是女神,但却是十足的绿茶婊,这和当时乌烟瘴气的政治背景和礼崩乐坏的生存环境也有关系,走到背后也是人们议论的谈资,谈论的内容自也好不到哪去。这是原型人物
到了电影中,也许是艺术是美好的,小明代表了作者心中初恋的美好形象,小明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被漂白了,这主要感谢她的人物设定,家里穷困不堪,母亲重病,自己过早的承担起生活重担,无钱付房租而寄人篱下,这些设定为其有了一个合理的托辞,也许当时杨德昌塑造时按照当时的观念并无不可,是女神还是绿茶还是由大家评说吧,我心中初恋的最神圣代表是黛博拉。
而小四居然为了这样一个女孩儿由爱生恨甚至最后不惜杀掉对方,所以这就告诉告诉我们要擦亮自己的眼睛,维特的行为,小四的行为不足学啊,生命有更多重要的东西需要珍惜不该被这样处理的轻于鸿毛,难怪萧伯纳讽刺道:初恋就是一点点浪漫加上许许多多的愚蠢。
影片的最后是无尽的绝望和悲凉,电影有《罪与罚》一般的设定和同样的对弱者的关注,但却比后者更加绝望,当小四因为小明出轨自己的朋友小马而杀死女友后,我们再没见过小四,他被抓了。小四的朋友小马在公安局里抱头痛哭,因为小四是他最好的朋友。
随后我们看到的是冰冷而愚蠢的警察和唯恐天下不乱的记者,这些人被杨德昌用最生活化最真实的镜头表现出来,正是因为处理的真实,因此那种悲凉也显得更真实。影片结尾有两个让人心碎的细节,警察搜到了一封信,骂道什么玩意啊连名字都不写,画了个鬼脸,说完将信扔到了桌子上,我们看到了那张所谓的“鬼脸”其实就是小四的名字。
而另一个类似的更悲凉的细节在最后,为了不破坏大家的观影体验我就不剧透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细节反复,人物众多,动人的地方太多,又不能说,因为电影的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就像一道好菜别人说的再天花乱坠都不如你亲自尝一尝来的直接。所以为了不坏大家和《牯岭街》的“初夜权”,我就不无底线的剧透了,杨德昌的好,只有静下心来与他对话的人才会感受得到。《一一》里面说:电影诞生了以后,人的生命比起以前至少延长了三倍?是因为我们在电影里经历了比自己生命丰富三倍还多的人生,而从杨德昌的这两部作品里我们经历的经验岂止三倍。如果有可能我不一定会选择死在这237分钟里,但我会选择多在这个世界里感受几次。
一部电影太长总让人望而却步,但经验告诉我们,在没看一部好电影之前我们总抱怨电影太长,看完之后我们又觉得它太短。237分钟如果静下心来看是不可怕的,而且电影可以和电视剧一样一段一段的看,如果你觉得闷,十分钟总静得下来吧,每次看十分钟,一个月还能看不完吗?等到你看完后,以后第二次看的时候会觉得门槛儿低得多了。而那些第一次看觉得没劲的童鞋,可以尝试着静下心来在刷一遍,因为你已经看过一遍,对他的沉闷和枯燥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了,再看时枯燥也许就变成味道了。我看《教父》就是这样,第一次看没感觉,觉得无聊透顶,第二次看就觉得牛逼了,第三次看就觉得酷炸了,很多人看《公民凯恩》更是这样,好电影都是后劲十足的。让人第一次看的爽的电影,未必是好电影,它还有可能是快餐,吃多了就腻了。
和《美国往事》,《教父》等电影一样,谁要是说这电影无聊,我诅咒你再看8遍。
5 ) 一些有趣的细节
1.
以上是两张台风夜发生在台球厅的帮派械斗场面的截图。杨德昌巧妙利用了手电光的移动性在定镜头中实现了场面调度。第一张截图中小四手中的手电筒照向墙壁,使得墙壁成为了一个反射光源,交代了室内的惨状(可以看到墙角下躺着一具浑身是血的尸体,之前还利用小四进门时的手电光交代了“山东”的惨状);随后在第二张截图中手电光照向楼梯墙壁,刻画了小四离去的背影(同时也为小四的转变埋下了伏笔),而随着小四的离去,屋中陷入黑暗,暗示了这个帮派的覆灭(本土帮派对外来帮派的胜利,此处也影射了台湾当时的白色恐怖,杨德昌巧妙地将两岸政治上的对立投射到了帮派的冲突上)。
2.
<图片3>
小四在医务室中模仿约翰·韦恩,注意那顶帽子的两侧帽檐被小四刻意翘起,而后老师走进来将帽檐又抚平。此处细节和其它片中的细节(小猫王对美国流行歌曲的热爱,小马炫耀他的录音设备等等)刻画了台湾年轻一代对欧美流行文化的崇拜和向往,与老一辈人形成了文化上的割裂(影片前半段同样在医务室中,有一个场景,一名学校职工和校医聊天,满口青岛怎么怎么好)。
下图则更明显地显示了这种文化上的割裂和矛盾:
<图片5>
日式房屋+中式家具+美国流行文化符号(日本殖民遗留、大陆人大量移居台湾、欧美文化入侵),一个镜头即概括了当时台湾社会的文化现状,杨德昌的洞察力和再现能力令人难以望其项背。
3.
被小猫王拆过之后时灵时不灵的收音机被斜搁在厚厚的书本之上。收音机播报的都是一些严肃的政治新闻,象征了以小四父亲为代表的老一辈大陆人,而这个场景出现在他被政治审查之前:被欧美文化重创的传统文化/作风又在政治审查中水土不服。这三者在一个小小的收音机上交汇冲突,又是一个以小见大的绝妙隐喻。该场景中另一个颇耐人寻味的细节就是收音机被放置在阴暗的角落里,而提供光明的是一盏西式台灯。影片快结尾处,小四父亲的朋友去小四家拜访,指着收音机说:“坏掉了嘛……这种没用的东西扔扔掉么好了”。
片中诸如此类的细节数不胜数,杨德昌将它们一点点拼接起来,勾勒出那个年代台湾的轮廓。正是这种有些细碎的叙事策略,以一种包罗万象的姿态承载了政治、苦难、迷惘、青春、友情、爱情……观众以任意一种角度切入这部电影都能找到共鸣。
杨德昌的这种导演特质在《恐怖分子》中已经很明显地被体现了出来:以一种冷峻的旁观者视角(得益于杨德昌的留美经历)抽丝剥茧般地暴露出时代最核心的病症——《恐怖分子》中人与人的疏离、《牯岭街》中的社会巨变、《独立时代》和《麻将》中年轻一代对生活的迷茫以及《一一》中现代社会的情感问题。这种对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是杨德昌之所以是大师的原因之一,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同样体现了这种特质的《悲情城市》是侯孝贤的最佳作品。
6 ) 解剖牯岭街
当我第六次看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部长达四小时的电影时,忽然意识到在自己度过的无数个日夜中,至少有一天的时间是完全生活在六十年代遥远的牯岭街的世界里。每次在荧屏前看到几十年前海峡那边的世界,总是能唤醒我遥远的记忆:青春期躁动、内向固执的男孩、素质参差的老师,还有曾经教学楼走廊墙角上那残留的干涸血迹。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根据杨德昌建国中学夜间部的校友茅武的真实事件改编,主要讲述了小四在医务室治疗近视时,因相识哈尼的女朋友小明,随即陷入与同学滑头、小虎的纠缠中。在终于和小明恋爱后,又于好朋友小马产生纠纷,在种种事件与巧合之下,竟演变起一起杀人事件。已故影评人王书亚在《我有平安如江河》中写到“所有的华人导演,几乎只在杨德昌的电影里,杀人才是一件严重的事,杀人才是杀死一个世界。”杨德昌导演不囿于讲述故事,而是用三个多小时的时间重构了一个时代,最后通过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少年亲手将这个世界毁灭。
历史背景
1945年日本战败,在被日本殖民统治了近半个世纪时间里,台湾本省人受日本强力推行的去中国化政策影响,生活方式逐渐日化。
国民党政府接手台湾后,由于其经济上的垄断、文化的误会、价值观的冲突、官员的糟糕表现促使本省人与来台的外省人之间矛盾逐渐加深。1947年2月爆发的“二二八”事件更是将本省人与外省人的矛盾推向顶点。1949年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在岛上大举肃清异己。五月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发布戒严令,对台湾施行党禁、报禁、军事管制,限制人民自由和民主权利,镇压民众反抗。
这段高压统治主要发生在五六十年代,日后被称为“白色恐怖”高峰时期。直到38年后在蒋经国主持下, “戒严令”才宣布解除。《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以外省人的视角展现六十年代的白色恐怖下的台湾社会。
“由于大陆移民和本省人在地理上的隔离和文化上的沟通困难,这些出生在在1949年前后的外省人的孩子既缺乏对家乡的记忆与了解,又对本地的文化感到陌生,产生身份认同的危机的他们自然对没有历史包袱的美国文化产生向往。在压抑的时代气氛下,摇滚乐以其叛逆、自由、自我表达与宣泄等特点最受青春期的青少年喜爱。” ——叶月瑜《摇滚后殖民与历史记忆》
影片中小公园成员就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小猫王、二条为主的乐队成员。小公园帮主要由公教人员子弟所组成的,217帮则主要是中下士军眷子弟。眷村指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把中国大陆各省迁徙至台湾的国民党军及其亲属分配到昔日日本人的居所,慢慢形成的集合住宅。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晋升制度十分注重派系与学历,大部分的老兵都没有受过教育,大都又穷又落魄,是台湾真正的贫民。阶级的不同也是两派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电影运动
八十年代,以杨德昌、侯孝贤为代表的台湾电影人发起了新电影运动。台湾新电影运动中的导演更倾向于实景拍摄和启用非职业演员,剧本上更倾向于自传性的题材和内心世界的研究。据《牯岭街》的工作人员统计,约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演员及工作者是首次参加电影工作。杨德昌祖籍广东梅县,出生于上海。1959年考上建国中学初中夜间部,和电影中小四的家庭背景基本吻合。
新电影运动导演在电影中往往以一种冷静的态度来审视和表达对历史和自身的认识,影像风格上以固定长镜头为主、多采用深焦摄影、景别多中景、远景,少特写。由于政府政策禁止公然的政治评论,社会批评被含蓄地表达出来,导演发展出一种省略式的故事讲述方法(本片中下一个镜头往往是对上一个镜头中问题的回答)。虽然新电影运动结束于1987年,台湾也与同年解严,但导演依然保持着新电影运动中的手法与特点 。
哈尼的三次出场
在牯岭街长达237分钟的时长和众多形形色色的人物中,哈尼虽然只出场了三次,似乎就掩盖了所有人的光芒。在影片开头的众多事件中,其源头大多是由于哈尼的不在场引起的,如滑头在国校被堵并引起群架,小明与小虎打篮球时摔伤并在医务室认识视力出现问题的小四。影片中也多次提到,如果哈尼在的话这些事就完全能够避免,可以说哈尼虽然出场次数不多,但却是影片前半部分的绝对主角,之后更是成为了小四的精神偶像。
当小四和小明在冰店第一次面对面听着胶片放着的《Mr.Blue》时,空气中弥漫着恋爱的味道。看到小四的滑头又找起了他的麻烦时,传说中的哈尼终于出现了。从台南回来的哈尼低着头站在门口,似乎丝毫不关注屋里的喧嚣。谁能想到,传说中杀死两幺拐老大,人人都摇惧怕三分的哈尼,居然像一位忧郁的王子,安静的等待着小明向他走来。那首《Mr.Blue》,更像是用来形容哈尼的。
“Call me Mister Blue.
I stay at home ,at night.
Right by phone at night.”
小明因为母亲的哮喘再次回到眷村寄人篱下,不时会有找麻烦的两幺拐成员,现在小公园的老大终于回来了。
刚刚还在和小明暧昧的小四被滑头再次为难时,初次登场的哈尼竟然帮小四解了围。此时小公园已经分裂成两派,一派是哈尼和喜欢唱歌的弟弟二条及其乐队成员,另一派则是以滑头为代表的几个人。当哈尼终于处理完帮派事物寻找着小明的身影。此时小四和小明站在树下,哈尼站在门前,深情的目光望过去,都是当初自己的影子。
六十年代是台湾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国民党当局通过一系列发展经济的举措,使台湾经济高速増长,逐渐从传统农业社会蜕变为现代工商业社会。
经济的发展往往伴随着传统道德义气的衰落,正是由于巨大的经济利益,现任217老大山东选择主动和杀死自己老大的小公园帮和解。 滑头和小明在国校约会时被217成员看到,山东以此威胁,并答应帮滑头教训打过他的小虎,以此威逼利诱滑头,使217帮能够分得中山堂演唱会门票的一大杯羹。正是因为滑头的老爸可以帮二条搞定中山堂,开演唱会,当初哈尼才勉强让滑头这种人加入小公园,现在有了217了,滑头已经反客为主了。
哈尼不在的时候,小明喜欢上了小四,他们都老实、内向、执着,他们都相信这个世界是可以被改变的。似乎因为两人有太多的共同点,知道小明喜欢小四后的哈尼,在雨夜的万华市场不仅为难小四,反而和他坐在席子上,侃侃而谈。
哈尼和小明的人物背景更像是杨德昌对《战争与和平》的参考与致敬。在托尔斯泰笔下,皮埃尔的妻子水性杨花,最终皮埃尔不堪忍受,决定与同她有染的多洛霍夫决斗:
“决斗定在第二天,在索科尔尼克森林的一片空地。当天大雾,四十步开外就什么都看不见,出乎意料的是,虽然皮埃尔从未开过枪,多洛霍夫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兵,却是皮埃尔先开了枪,并且打中了多洛霍夫。”
皮埃尔将大半个家产的管理权交给海伦后,前往彼得堡,而哈尼与217当初的老大红毛决斗后,逃往台南。从台南回来的哈尼,总是像这些本省人一样,喜欢把外套披在肩上,他对金钱感到厌恶,更看中传统上的侠义道德。在他眼中,《战争与和平》更像是一本武侠小说。 在第一次出场中,我们看到黑帮老大哈尼的形象带来的反差,帮主人公小四解围带给我们的好感;在第二次出场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能够根据情况修改计划、关心弟弟、热爱武侠小说、能够与一个名字都不知道的人坐在一起聊《战争与和平》,懊恼于书读得不够多的哈尼。而第三次在中山堂演唱会的出场,导演更是让全场的演员成为哈尼的配角。
是夜,中山堂内灯火辉煌、人头攒动,翘首以盼的演唱终于打破了牯岭街长久的寂静。 当民国国歌响起,周围的一切都瞬间变得静止,唯有身着海军服的哈尼穿过麻木的人群从黑暗处缓缓走来。明知这里人多势众的哈尼竟然像托尔斯泰笔下的皮埃尔一样孤身一人来到了演唱会,《三民主义歌》此刻似乎成了哈尼前进的伴奏。
哈尼的结局似乎早已写下,当二条在台上开始演唱,殊不知场馆内外摇滚与死亡正在同时发生。那首《Never be anyone slse but you》(你是我唯一的爱)竟成了弟弟对哥哥的深情告白。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转换,和谈的结果已经落定,山东终于找准时机将哈尼推向滚滚的车轮之下。山东可以放下两派的仇恨主动和小公园和解,也可以在被哈尼当着自己众多小弟面前羞辱时忍住怒火, 但他为了中山堂演唱会巨大的利益,一定会清扫所有阻碍。时代已经陡然转变,对金钱嗤之以鼻的哈尼注定要被淘汰。
小明与寄生虫
小明,一个初中生,年纪轻轻就被母亲盼着早点长大来帮助自己,她只能像寄生虫一样不断地在暧昧对象中寻求帮助和保护。《寄生虫》中的基泽一家尚且有间半地下室住,而小明一家却寄宿在雇主家中,时时面临着被赶出的风险,她们在眷村唯一的亲戚家里更是人禽共处。台湾地区像韩国一样经历过日据时代,也对美国充满依附与向往,如果《寄生虫》是对韩国寄生史的隐喻的话,那没有父亲、一直更换对象的小明更像是被各方势力轮流统治的台湾历史的写照。
两部电影都以杀人告终,且同属刑法理论上的激情杀人 ,但两部电影中大部分观众都还没有搞明白,杀人就突然间莫名其妙的发生了。 《寄生虫》中奉俊昊创造性地运用气味使其成为阶级差异的隐喻,气味也是促使基泽拿刀捅向朴社长的直接原因,但电影作为一门艺术的独特性在于其视听语言,观众既无法获得嗅觉上的感知,又不能像小说一般了解人物的心理活动,获得和基泽一样的共通体验,导演只能用朴社长捏鼻子的动作特写加以强化。新电影运动导演在摄影上多用固定镜头、中景远景的拍法,在《牯岭街》中,由于摄影机离观众较远,往往呈现出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但我们却无法获得电影中主角那样感同身受的情绪感受。
不过,此处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东翊蔑视的并不是基泽的气味而是勤世的气味,用刀捅死东翊的却是基泽而非勤世。如果基泽杀死了蔑视自身气味的东翊,那就是不堪忍受屈辱的基泽杀害了对人缺乏基本礼仪的东翊,属于个体对个体的事件。然而,勤世非但不是基泽的家人,二人甚至之前还曾有过激烈打斗,基泽却为了勤世所受的腹视,用刀对东翊进行惩戒,此时这桩杀人事件则完全被冠以阶级的名义。基泽能够与勤世共情的只有气味,因为对他来说,这种气味就是阶级。 ——《奉俊昊的全部瞬间》
《寄生虫》中大部分的争斗源自同为底层阶级的基泽一家和原保姆一家的争斗,最后“激情”状态下的基泽在恍惚间将刀捅向了上层阶级。而《牯岭街》里则是“弱者发怒,拔刀向更弱者”,是一个中产阶级拔刀捅向底层阶级。《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以录取名单开场,以新一年的录取名单结束。 “《寄生虫》以与外界失联(连不上别人家的wifi)开场,以家庭内部沟通断裂落幕。 ”
杀人回忆
在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中,博尔赫斯选取了在无数平行世界中最具有偶然性的一种,最终构成了杀人的发生。而《牯岭街》中至少有六七次巧合促成了杀人事件的发生,如小四两次到小马家的无效沟通、小四放弃了同陈牧师谈话和小猫王的劝说、小四刚好看到小猫王藏在书架后的刀(怀剑)、小四在学校门口恰好遇到了小明、小明无意识间正好没有把刀合上等。多年后当杨德昌导演提起那起案件时表示:“那件事其实是很能反映那个时代的状况,不发生在这个人身上,也可能发生在那个人身上。”在杨德昌看来,60年代的这一起少年杀人事件不是孤立的暴力案例,而是时代的集体悲剧。杨德昌用一系列的巧合来证明杀人事件的发生绝不是一起简单的情感纠纷,是时代环境使发生概率极低的杀人事件成为必然。
小四本来是一个内向、学习好、不惹事的孩子,小明的主动使他陷入情网,哈尼的出现使他视其为偶像。(前半部分小四没太大的存在感,哈尼死后小四才成为真正的主角)那个复仇的雨夜,小四跟着万华市场的台客来到两幺拐的台球室,黑暗中目睹了一个个死亡者的惨状。惊魂未定的小四回到家里时,却发现父亲被抓走。哈尼的死和这个夜晚的经历使小四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开始变得更有种、更愤怒,他像哈尼一样不服气、横冲直撞。他跟小虎打架、骂女医生、用棒球棒打教导主任、扇滑头,他用愤怒对这个世界的不公作出反抗 。
由于小马家佣人的离开,受到小马妈妈喜爱的小明主动为她母亲寻找工作。本来在图书馆发奋读书的小四从滑头口中意外得知自己的好朋友小马居然在泡小明。哈尼为了小明去跟二幺拐的老大决斗,杀死了他逃到了台南,而小四却因为小明和自己的朋友小马决裂,没想到他等来的却是小明,哈尼和小四就像是一枚硬币抛向了两面。小四误把自己当作哈尼,哈尼在了解情况后不让兄弟们闹演唱会,而小四来到小马家门口,面对小马不仅缺乏沟通,甚至都没有勇气去面对里面的小明。
对于小马来说,Miss只是随便玩玩而已,对于情窦初开的小四来说小明却是其生活的全部。小猫王有着摇滚梦、三角裤沉迷于漫画、老二是台球好手、二姐有虔诚的信仰,而小四既无爱好又无信仰,常常看起来闷闷不乐。曾经心情不好时,是小马陪他玩耍。因为义气,两人成为哥们,但小马不曾真正了解小四,也注定要分道扬镳。而现在面对抑郁的状况,小四选择了通过小翠来转移自己的注意。
中学校园有两种女生最多被男生们谈到,一种是小明这样有众多的追求者,另一种则是像小翠这样易得的女生。小翠更像是一个工具,滑头需要她时,可以亲密无间;不需要时,“这没你的事”,一边呆着去。现在,轮到小四需要小翠了。但小翠身上的女性意识已经觉醒,她不再像以前一样像一个被物化的工具,她也不再轻易为他人改变。还搞不明白为什么被小翠骂了一顿的小四回家后,又看到替自己挨打的二哥。二哥就趴在地上,忍受父亲的毒打,一声不吭。那一刻,父亲的形象完全崩塌。与小四性格相像的二姐开导了一晚上也没能帮助小四。第二天憋了一晚上气的小四一大早就来到了小马家,愤怒的表示要在学校门口堵他。
小马虽然嘴上逞能,可他不过是一个外强中干的纨绔子弟,而且小马是一直很看重的朋友的。小猫知道如果跟小四搞上的话,他会跟你玩真的。在片场中的小猫反复劝说小四也最终没能改变小四的主意。
当命运的交叉路口再次出现在牯岭街旧书摊前,她像之前那样叫住了四儿,这一次小马的单车还停在校门口,这一次小四腰上的手电筒已换了模样。月光下,一场激情杀人事件即将上演。
导演之前已经通过镜头暗示了小明、小四、小马三者的关系
激情杀人是刑法理论上激情犯罪的一种,与预谋杀人相对应,即本无任何故意杀人动机,但在被害人的刺激、挑逗下失去理智,失控进而将他人杀死。“由于于激情是强烈而短暂、爆发式的一种情绪状态,行为人在激情状态下,认知范围狭窄、理智分析能力下降、自我控制能力减弱,容易引发不合逻辑的、冲动性行为。” ——李玫瑾《犯罪心理研究一一在犯罪防控中的作用》
激情杀人的行为人中,多为心理不成熟的青少年、受教育程度有限的低学历者和普通的底层打工者。
在坦克从小明和小四面前轰轰驶过的那个夜晚,小虎因为失恋在篮球场上浑浑噩噩,再也找不到往日的风采。小明觉得小四是怕报复才让自己去看一看小虎。小四不是怕小虎报复,而是他认为失恋这样的事情是不会轻易过去的。小四不了解小明,小明误以为自己了解小四,小明知道小四是来堵小马的之后,把它直接还到了小四手中,并没有把它合上。在她的潜意识里,这把怀剑是不会对自己有危险的。
在小明心里事情已经过去,一切都随风而去。可明明错的是小明,但她一出口时,错的竟成了那个最爱他的人。对于执拗的小四来说,他不会让事情不明不白的过去。他两次追上去,真的像对小翠那样对小明讲起了大道理。
小四不能让别人看不起小明,就如同他自己看不起小翠一样。传统文化中的观念中,小明感情上的不专一,不仅会让小明惹来非议,也会让小四自己丢掉脸面。小四对小明的喜欢以及传统价值观的影响,让他产生了极其想要改变小明的念头。电影里面小翠变了、滑头变了、活了大半辈子的父亲经历白色恐怖之后也变了,这让小四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滑头和父亲的改变多是环境影响的结果,如果真的要为了一个人去改变,那这个人也应当是自己。 电影里让人看不起的小翠却是主动改变的那一个,而小明真的像她所说的那样是不会变的。
(影片中对比很多,如哈尼与小四的对比、小明与小翠的对比、父亲两次去学校的对比、两种世界观的对比等等)
“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到底经历了什么才能笃信这样的观点)自己的这句话竟然使自己也成为了杀死自己的凶手之一。当初父亲对小四所讲的话带给他对未来的憧憬,他像哈尼一样坚信这个世界是可以改变的。虽然父亲的形象已经崩塌,但那句话就像是黑暗中手电筒,成为了现在小四黑暗世界中的一束光。小明说出这个世界不会变时,仿佛有无数只魔爪要掐断那唯一的光。于是,在这样巨大的刺激下,小四心里压抑已久的情绪终于被点燃,瞬间失去理智,疯狂地将刀捅向小明,整整七刀。
哈尼的死和复仇的雨夜使小四的性格变得易怒,糟糕的学习环境(而且小四本来应该去日间部的,这个我深有体会…)、小马和小明的背叛、白色恐怖对其家庭的影响、二哥替小四承受的苦难这些都一步步逼迫着一个十四岁少年所能承受的极限,加上青少年不成熟的心智和长期压抑的时代环境终于使小四在小明的言语刺激下突然爆发出抑制不住的愤怒。在处于激情状态的那一刻,小四已完全失控,只求情绪的宣泄。
至此,那个因为近视而看不清世界的少年再也无法拿着手电筒在黑暗中探索了,《牯岭街》中的理想主义者已然全部死亡。
这个世界是可以被改变的吗?杨德昌导演的意图真的是想让观众谈论这种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吗?小明觉得这个世界无法被改变是其处在底层阶级的绝望,处于底层与上层之间的中产阶级往往存在着巨大的焦虑,像大姐那样希望于留学来让改变命运。世界能否被改变这是来自两个阶级之间的不同答案,对于不断处于寄居生活中的小明来说,仅仅活着就已经竭尽全力了。“如果没有背负对方心中黑暗的觉悟,是绝对看不到人的痛苦和悲伤的”。
小四和小明因为性格的差异相互吸引,因为三观的不同和阶级的差异注定分离。小四本来还在青春期的懵懂间仿徨,却被迫卷进一件件事情中,他在黑夜中慢慢探索,可还是看不清这个世界,“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Before they call him a man”。年少时一直觉得时间还有很多,回过头才发现留给成长的也不过几个瞬间。小明虽然足够聪明,能够在同龄人的相处时游刃有余,在和小医生话语交锋中势均力敌,可她终究是个孩子,又怎么能够洞悉人内心的宇宙。她凭借着以往的认知对待小四,而这一次让她付出了最惨重的的代价。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世界,假如你觉得夜空的星星相差无几,那是因为你未能真正走近去看。
结尾处小猫王的歌声给我带来了一丝憧憬:如果再来一次,小四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同样曾就读于夜间部的杨德昌,1960年插班考上建国中学初中日间部。1970年赴美学习计算机后到南加大修读电影课程。或许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小四会像杨德昌一样考上日间部,去美国留学,写下属于自己的另一个的剧本。
牯岭街拉片笔记:
//movie.douban.com/review/13983954/
参考资料:
【1】王昀燕:《再见,杨德昌》;
【2】大卫·科波菲尔:《世界电影史》;
【3】焦雄屏:一个刻意被忽略的时代;
【4】曹荣荣:台湾新电影:电影生产实践及其文化经验;
【5】莫佳妮:历史、大众记忆与身份认同——台湾新电影中的“外省人”书写;
【6】段水莲、文凯:激情杀人犯罪的心理特征与犯罪现场分析;
7 ) 年轻人的幻灭
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是年轻人理想的幻灭,激情的消失,梁启超早就说过:『少年强则国强』那时他心目中有个少年中国在,年轻人是一个社会的未来,他们的精神就是10年20年后一个国家的精神面貌。可是,在某种制度的铁笼下,年轻人又最容易幻灭。
我之所以特别喜欢《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并觉得它高过《阳光灿烂的日子》一大截,就是因为杨德昌冷静细致的展示了一个少年人生理想幻灭的全部过程。
男人第一个偶像必是父亲,就象小四一样,他有一个形象高大有血性的父亲,父亲第一次被叫去办公室见老师时,据理力争,认为考试制度有问题,这时小四站在老爸背后,虽不言语,但心中充满敬仰,回去的路上,父亲告诉他『男人不可以没春袋』(他是广东人),要有骨气,后来就开始戒严了,父亲被叫去写交代材料,一天天的写,一个月过去,父亲苍老许多,再也没有往日豪情,变得唯唯诺诺,沉默寡言,父亲的形象倒塌了。
男人心目中的第二个偶像就是『兄弟』,是哥们义气,水里水里游,火里火里去,这是他虽然喜欢小明,却又敬佩哈尼的原因,哈尼是讲义气的好哥们儿,可是后来,哈尼那套江湖规矩已经过时,最后死在眷村帮的阴谋中,这只正义之灯又熄灭了。
『失去全世界都不重要,只要和你在一起』,这是男人最喜欢讲的爱情誓言,男人的第三个慰藉便是爱情,爱情是他勇气和力量的来源,他用这勇气来抗衡整个世界,所以,当最后小明口中说出:『我就象这个世界一样不能改变』,小四心中的最后一盏灯也熄灭了,他再也找不到出口,找不到倚靠,从此开始飘摇。
他选择了暴力、杀人,然后半生在监狱里度过。
眷村帮早早适应了充满诡诈的社会,哈尼,因为坚持从《战争与和平》里悟出的做人之道,做了一名殉道者,而相对『政治冷感』热爱艺术的小猫王们,依然为了自己喜欢的歌曲继续活在难以忍受的社会中。
男人的一生大都要经历这个幻灭的过程,要作出自己的选择,是坚持还是放弃,前进还是退缩,一辈子顶天立地不屈不挠还是一生唯唯诺诺变成一个成熟的中年人,这个课题是男人永恒的门槛。
年轻时,出于本能的嫉恶如仇爱憎分明轰轰烈烈,眼里不容一粒沙子,甚至认为存在的都是不合理的,要推翻它、破坏它,而迟早他要步入社会,真实总是比头脑里的幻象残酷,世界总没有想像中完美,逐渐的会接受『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然后感受到无奈,更重要的是发现原来除了爆一个啤酒瓶之外,实在是什么也改变不了,沉寂之后的选择就是人一生的选择也是三十而立的真正含义。
8 ) 小四不住眷村
看了幾篇影評,或說本片主角小四一家是住眷村的外省人,或說小四這些眷村子弟組成了眷村幫派。都是明顯錯誤,應予辨正。
在台灣,所謂眷村指的應該是部隊或單位建造,分配給中下級軍人或公務員和其眷屬居住(但不轉讓產權),屬於宿舍性質的平房式集合住宅所組成的聚落,通常疏離自然聚落。住房條件按軍級官階而不同,但普遍簡陋。眷村裡設置隸屬於單位管轄的頭人、管理和警備組織。一些生活設施例如小商店、醫療站、廁所經常公有公營,有的眷村還有共同的對外圍籬。
四九年來台灣的外省人不是只有軍人或公務員。外省人不可能都住在眷村裡。
台灣的眷村和大陸的軍區大院有一點明顯不同。眷村不屬於歷史上勝利的那一方,較多軍眷子弟的社會和經濟地位屬於弱勢,他們父兄的階級差別缺少讓人心服的軍功或榮耀支撐,但是他們卻長期遭受階級差別的跨代宰制。
小四一家當然是外省人,但不住眷村。小四的父親是公務員,母親是代課教師,都不是軍人,是吃不上大單位公家飯的公教家庭。他們住的是國民政府從日本人手上接收來的日式平房,有獨立的浴室和廁所,顯然不是單位興建的臨時住房。小四家的四鄰都沒有和他們階層相同的外省人,甚至大門外就經常有一個播放日本音樂招徠客人的水果攤;這說明小四一家是和本省人雜居的孤立外省人。他們豈只不住眷村,他們根本就不是住的外省人聚落。小四媽媽那句感歎:「跟日本人打了八年仗,沒想到現在住日本房子,聽日本歌」,這豈是眷村裡的外省人能够夢見。
小四的建中補校同學,還有補校裡那些以同學關係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校園幫派,也沒見存在清楚的省籍界限,----這從一些成員長掛口頭的粗話是閩南語可以獲得證明,儘管領頭的是外省人。在電影裡,小公園幫的把子Honey和本省幫派合作,能講閩南語(楊德昌配音),還說別和外省人混,沒出息。甚至在Honey被眷村老大暗算身亡之後,也是這些講義氣的本省哥們儿帶著日本武士刀給他報仇(Honey穿海軍風衣也很有日本高校生黑幫片的感覺),可見超越省籍的生死交情,和楊德昌遠邁同儕的犀利和浪漫。最熱血的小貓王,他的父親是技術工(所以他很會修收音機),這暗示了小貓王也是本省人。事實已經明確:真不該說建中補校同學組織的小公園幫是外省幫派,更不該說它是眷村幫派。
在電影裡,小四他們相對於「眷村」的身份區別甚至敵我意識十分清楚,說起「眷村的」從沒好事。本片刻劃的眷村子弟形象實在糟,和這些年流行於台灣的眷村故事天差地別。兩幺拐村子裡的男男女女考不上小四的學校,卻來爭奪他們的地盤----說穿了也不過就是幾處經常玩耍的公共空間,還干擾學生和村內女孩交往,而且不講原則,不習慣思考,有錢就賺(「有郎就削」),靠人多欺負弱小(「嗑爛飯」)。至於設局誘賭(控制了小四的親哥)、暗箭傷人(害死了小四的大哥)等等江湖伎倆就更不必說。小四給這些「眷村的」欺侮得這麼慘,後世觀眾不明究裡竟然說小四是眷村子弟,這真是台灣影史一大冤案。
楊德昌在片頭放了一張字卡,不無干犯時忌的勾勒出他所認知的外省人心理:「民國三十八年前後,數百萬的中國人隨著國民政府遷居台灣,絕大多數的這些人,只是為了一份安定的工作,為了下一代的一個安定成長環境」。這顯然也是眷村外的觀點。也難怪,當時台灣文化就是由眷村外的外省人主導,儘管本土化已經開花結果(眷村青年也冒出頭而形成勢力)。台灣旅美作家蔣曉雲和楊德昌、小四同樣是眷村外的外省人,她有句話說的真好:我們是難民之後,但不是敗軍之後。
◎蔣曉雲這句話見於《時代週報》的訪談:
http://history.sina.com.cn/cul/whft/2014-01-13/170879927.shtml
海那边六十年代的生活跟海这边八、九十年代差不太多,但tmd海南边的学生凭什么人手一双converse?凭tm什么?
弱者送给弱者的一刀
很多电影里都会杀人。只有在杨德昌的电影里,那不是杀人,那是整个世界的崩毁。他要你眼睁睁的看着,他用两个多小时创造的世界,在少年捅下去的那一刀里,灰飞烟灭。
这不是我的青春,也不觉得这是青春片,刀上是他的父辈、整个台湾、近代日本和中国的债务。依然惊叹于杨德昌的解释力,他对于一桩犯罪的理解程度,可以达到史诗的厚度。有些电影就是希望它长一点再长一点,它替代并超过了你的人生。在改变世界的赤子之心被杀死之后,现代社会开始了。最爱的导演。
当某一个夏日你伸出手想去拥抱她的时候,结果只抱住了风,青春就这样散场。白衫黑裙的少女笑靥如花,却无声无息地倒下,校服沾染了一个时代的迷惘惆怅。曲终人散,那些年少曾路过的台球桌、小公园、棒球场,会否记得外文的歌、懵懂的吻,还有无所事事的下午我们许过的诺。终于你改变不了的,才叫人生。
杨德昌最好的作品,长镜与叙事完美相结合的力作。
片子长 长到以为杀人的是自己 被捅的也是自己
我在台南,无聊的要命,每天可以看几十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去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战争与和平》,其他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这一本。妈的,我还真想写本小说咧,干,给以后像我这种人看。太晚了,书又读的不够多。
「我就像这个世界,是不会改变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样选择接受的;另一小部分人,则掏出了刀子,然后,从此沉默于黑暗
从那一刻起,我爱上所有类似张震的男子。
我警告你们别再欺负小四了,你信不信他拿刀捅死你?
近四个小时的长片,我一直不入戏,张震也青涩得让我无感,直到Honey的出现,我才静了下来。这个小混混里的前老大,竟然穿着海军服,又帅又温和,席地而坐说起他看过的最厚的一本武侠书,叫《战争与和平》,英雄主义浪漫至极致的悲壮。
太讲究了,红楼梦式的电影,巨细无遗,每一个人每一个细节都照顾到了,真是天才
如果小四最后听从姐姐而去了教堂,也许结局不是那么悲怆……
四小时冒油。五十年代台北群像。十四岁的张震。发力的杨德昌。成长编年史。黑暗中闪光。再回首,青春的轨迹依然明晰到深深嵌入地表,但那种鲜明和深刻是根本由不得人再走一遍。每一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悲哀和伟大,卑微的人弯着脊背,聆听风雷,勇敢而纯洁的人拿身体和理想叩问苍天,从内部上升或陨落。
那一霎那我什么也没做,只是捅了你一刀。“原来你跟他们一样,对我好就是想改变我。你好可笑啊,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可改变的…”
外国人一定觉得中国人长得都差不多。
手电筒无法把黑暗照亮,收音机传来滋滋回响,短刀终于刺向所爱之人的胸膛。曾经喜欢过两个遭受男友暴力的女生,才终于明白,这个世界或许会变,但人是不会变的,永远不要妄想去改变别人,别人未必痛苦,未必需要你所谓的帮助和救赎。小明和汪狗是一类人,他们是极端现实主义者,不论是非,只讲利弊,为了生存和发展,可以交换和利用一切资源;而小四和哈尼是一类人,他们是极端理想主义者,他们信奉自己的原则,不愿屈服和妥协。可是面对父亲形象的崩塌,友情和爱情的叛离,小四的世界终于轰然倒塌,正如尼采说的:“把理想主义者拖出他的天堂,他会再造出一个理想的地狱”,这不仅仅是几个年轻人的悲剧,更是那个特殊时期台湾社会的伤瘀。
四儿的爸爸说,我们读这么多书,就是要在其中找出一个以后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头来,还不能很勇敢地相信它的话,那做人有什么意思嘛。honey说,妈的,我还真想写本小说嘞。干,给以后像我这种人看。太晚了,书又读的不够多。小明说,你怎么跟别人一样,对我好,就是想要跟我交换我对你的感情,这样你就安心了是不是?!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四儿那么相信爸爸的话,却被各种人和事捶打到崩塌。妈啦!杨德昌到底要把这个世界讲多透啊!ps,下次要好好看看牯岭街~
4个小时的片,中途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