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崔特先生的故事

大卫·林奇（David Lynch）曾在《与火同行》里引用弗洛依德的一句话：“诡异之所以成为诡异，就是因为我们私下里太熟悉它了，也正因此它受到了压抑。”而日常生活中的诡异感，与其中牵出的奇特感受力，正是林奇电影最吸引我的地方。

《史崔特先生的故事》常被认为是最“不林奇”的一部林奇作品。事实上，林奇也并不是这部电影严格意义上的“作者”。最初，他的艺术与生活伴侣玛丽·思薇妮（Mary Sweeney）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了这个真实的故事：一位73岁的乡村老汉Alvin Straight，不顾眼睛与身体的伤病，开着割草机，去拜访中风的兄弟Lyle Straight，希望不计前嫌，重新和好。

思薇妮一直以来都渴望追寻以简明的方式展现的智慧，而史崔特先生的生命创造力、真纯的勇气、和“逆反年龄流动的态度”（age-be-damned attitude）都深深吸引着她，并使她买下了故事的版权。在她看来，这个可爱的糟老头是整个人类境遇的缩影——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上，我们都从别人那取得我们需要的东西，也给与别人我们能赠予的定西，努力解决不断冒出的困难，并尽力以优雅从容的姿态面对死亡的必然性。

此时的林奇，担任威斯康辛州立大学的访问艺术家。在那里，他担完成了很多艺术画作（在试图谈论林奇时，我们应始终别忘记他是个全面的艺术家，他的画作和他的电影一样重要）——人与兽特质的融合体，痛苦下陷的女性，喷出红色云朵的嘴巴，因极端的压力和想法而扭曲变形的脑袋···

但是，思薇妮却体察到了另一面的林奇。那是有着极柔软和甜蜜心灵的“Dave”（ “David”的昵称），只是常常被他的作品中反常识的精神气质、迷失的心灵、逼人的家庭、激情的性爱、暴力、悲伤、和疼痛遮蔽、淹没。她相信这部作品能开启林奇身上深情的艺术气质，让另一种温馨明澈的精神力量如营火般久久燃烧，而不只是一颗微弱的火苗、被周围强大的黑暗吞噬。而当林奇读完了剧本，也表示了极大的喜爱，把史崔特先生的故事在他生命中的出现当做一件命运之中的事情。

这，便是最“不林奇”的一部林奇电影诞生之初的故事。了解了这些，我们似乎能明白为什么说“《史崔特先生的故事》对林奇的价值，就如同《菊次郎的夏天》对北野武的价值”；明白每一个孤独怪老头的心中都有个明媚真纯勇敢的心声，明白这部电影的“诡异”之处——它“诡异”便“诡异”在太明晰——一如它英文原片名The Straight Story的暗示；明白电影想要讲述的：无力于过去，不可期划未来，只有抓住当下的勇气和全部美好生活的可能，依照事物本来的、甚至用习以为常的逻辑看来有些古怪的样子，爱那些善良的人们。

- 时间 -

老人的故事里总会谈到时间。20世纪末的美国，我想时间是过得很快的，就像那资本的流转和高楼的拔地而起。但在影片中Mr. Straight居住的Laurens小镇，时间的脚步却是极缓慢的——与外界纷杂的节奏形成一种平衡的张力，是对于异化的反向纠正；而在小镇居民来说，时间则是不急不缓的——他们早已与时间同步。

在影片的开头，便出现了一句极耐人寻味的台词：Alvin在家中摔倒了，缺席了酒吧里老友的日常小聚。我们看到酒吧酒红色的外墙上开了一扇小门，一个老头自出来找Alvin，不一会儿，另一个老头子也拿着酒瓶探出身，走了两步，说：“We’re waiting.”此时已经过去他们约定时间一个小时，在这一小时里，那些穿着工装牛仔裤、带着红红绿绿鸭舌帽的“美国硬汉”们在做什么？他们或许翘着腿，晃着头，一句没一句地搭着话，总之，They’re waiting。而等Alvin来以后他们会做什么呢？大概也与等待时没什么两样。老人是最有时间的一类人，但他们也是时间最少的一类人。夹在这“多”与“少”之间，最舒适的一种方法便是与时间讲和，变成这小镇里滞缓的时间本身。

总觉得带着绿色鸭舌帽的老头子特别像马里奥的弟弟路易吉

这种奇特的平静状态事实上也漫过老年，向其他年龄段延伸。邻居Dorothy——那位身着玫红色上衣，喝着粉色饮料、吃着粉色团子的中年发福大妈——看到倒地的Alvin后说出一句让外人发笑的台词：“What’s the number for 911？”而这句台词对Dorothy来说并不显得滑稽，在小镇时间里，人们是不习惯常规被打破的。

摄影机的运动也渗透着这种时间的观念。在Straight一家第一次出现在镜头前时，Dorothy也正躺在一旁的长椅上。Dorothy起身，镜头先是跟进她，待她右拐入自己的房间，镜头再转弯推近Straight家的后墙，拉近那扇蓝色的窗户。似是镜头事先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般，不一会儿，我们听到了蓝色窗户内传来倒地声（后来我们知道是Alvin）。确实，摄影机的移动表现出创作者的感知方式——它体察这个小镇的一切，不急不缓地，带领观众先去那里，静待事物发生。

莫非是樱花味饭团？嘻嘻嘻

与时间讲和的另一个结果便引向与时间主宰的世界万物的讲和。看过林奇电影的观众一定会熟悉那由雷电造成的明亮蓝光，它往往会制造一个新的梦境。但在本片中，带来的却是Alvin和女儿Rose间的简单对白：“Yeah，I love a lightning storm.” “Uh, me too, dad.”他们已无比熟悉这小镇的风云变幻，进而感到自然的亲切，哪怕是其中最诡异的一种。

个人非常喜欢的一幕

真正的梦境场景我认为倒不出现于时间的变异，而是时间的积压。疼痛不断地被时间稀释，寂寞已无法承载更多的时间，于是，在那些独处的时刻，它便如罐子里的泥沙，同渗入的水一起静静淌出。

在Alvin出发前的一个夜晚，Rose也在想着自己的心事。她趴在窗框上，眼睛和她的父亲一般闪亮。水管不知为何还在喷洒着水，管道的胶皮软软地伏在草坪上。一只皮球轻快地滚了过去，跟来一个小男孩。他捡起球后走到一处，原地暂停住，再继续往前，离开镜头画面。音乐的抒情恰到好处，有几分神秘，几分静默，几分平淡了的忧伤。我并不觉得这个捡球的画面是一模一样在电影里真实发生的，它实存在于Rose接收到的画面里、她的梦里。孩子的步伐暂停，她的思绪漾开，时间涌去···

- 疼痛 -

片中有正在发生的疼痛，也有藏在记忆深处的疼痛，甚至还有未来可能的疼痛，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带着社会反讽的特性。

Rose家曾意外失火，此时她正拜托了别人照顾孩子，而她的小儿子重度烧伤，她没有做错任何事，却被法院剥夺了抚养资格，这是看似完善、以“保护孩子”为中心的制度程序的弊病，和看似包容的社会对她口痴单纯便代表智力缺陷的歧视（Alvin先提起了Rose被误解，而其实她敏锐干练，再提起她失去孩子的故事，使我们相信这二者间存在关联），也带给善良的母亲半生的寂寞伤痛；Alvin在路上预见那位每周撞死一头鹿的女性，她顶着一头乱糟糟的红发，双手上下挥动，无措地叫喊：“I love deer！”，这疼痛背后，是“have to drive down this road every day，40 miles to work and back”无法化解的生活压力与焦虑；Alvin在小酒馆里对着一杯牛奶讲出曾经酗酒原因的战争噩梦：存活的庆幸与负罪、误打死同伴却只能隐瞒下来的愧疚自责，如今，兄弟Lyle中风，俩人却因一些口角很多年不曾交谈，这个遗憾很有可能将由不知何时突然而至的死亡而成为永远···

在Alvin的公路旅行上，一位骑车的年轻小伙问他，对于老年人来说最坏的是什么，Alvin答到是想起年轻时的自己。这个回答是有两层含义的：第一，年轻的活力丧失，身体渐渐衰弱，连一直使用的割草机都不再好使，这使他难以主导想做的事、甚至失去自己的独立性（这也是为什么在第一次出发失败回程后，Alvin如此气愤，用枪打中割草机的油箱引火焚毁；而他虽然抗拒那些药物、支架，最终依然只能接受，扛着两根拐杖上路）；第二，年轻不全是美好，它承载了那些需要遗忘、需要压抑的疼痛。

应对疼痛的方法不是静待时间去稀释，而是主动勇敢去释怀，甚至需要跳出小镇缓慢时间的刻度，去对抗被动的接受、对抗无所作为的等待。年纪最大的Alvin反而是做的最好的，女儿的疼痛在黑夜里如梦境般一点点被动流逝，Alvin却坚决地独自踏上旅途。还有一处十分有趣的情节：他将那头被撞死的鹿的肉剔出来烤着吃，还将鹿的角安插在自己的小拖车上。反正鹿已经死了，那就将它“物尽其用”，带着些看似冷漠、实则温暖的嘲弄，带着些“反人性”的乐观，继续前行吧。

Alvin大爷的内心大概是：哇！这鹿角真漂亮！给我的小车带上头箍叭~

- 亲爱的人 -

继续前行，抓紧亲爱的人。

这前行路上他最大的依靠是女儿Rose，他与她共有的是一种爱的默契。当Alvin去医院看完病回家，Rose问她如何时，他只是笑着说：“He said I was gonna live to be 100.”这当然是一句为了让女儿放心的话。女儿也笑着，笑得很天真，而后望向窗外的阳光。女儿没看出父亲善意的谎言吗？我觉得不是。如Alvin自己说的，女儿并不笨，她明白父亲的倔强，而当她看到父亲依然微笑，她知道父亲的精神状况是健康的，他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便会让父亲去做。

前行的终点是见到兄弟Lyle，这段也被林奇处理得简单有力。Alvin来到银杏与红枫掩映下Lyle的小屋前，第一声“Lyle”呼唤得很响亮，第二声却比第一声弱，因为只是短短两声呼喊间实有无数的情感翻涌，他不知道兄弟是否还好，也不知道兄弟是否愿意与自己和好（此处亦可见演员功力之深），接着镜头拉近，观众似乎期许着Lyle从小门中探出身来，拉近的镜头却被打断了，切换至Alvin那双有些忐忑、掺杂思念、懊悔与兴奋的双眸，而正在观众担心Lyle会不会出现时，传来了小屋里Lyle的呼唤“Alvin——”。

这是一个让人落泪的镜头。不见其人，先闻其声。在亲爱的人间，是不用文字的，文字的无力处在于它的作用是让更多陌生的人们能够彼此交流，这使它的意义变得空泛通俗。熟悉的人们只要听到一声呼唤便能明白是谁要来做什么，一句话便能谙熟它更丰富的蕴含。

最终，他们都没有说出那些标志性的“和解”对话。我们看到的是两个倔强而温柔的老头，看到他们因眼疾而格外明亮的双目，看到那神秘地闪着星光的夜空，我们知道，他们早已释然。而我们不妨也可将这星空当做林奇最后忍不住露一手的小魔法——藏着他对世界里另一种更原初的力量的信仰——无论是以他先前电影中Henry Spencer、John Merrick的母亲、天使Laurel Palmer的艺术形象出现，还是以最淳朴的自然的描摹形式出现。

这真是一部极简单的电影，又是一部极具情感魅力的电影，镜头里还不乏一些林奇式小幽默。大概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它并不复杂，而真情拥抱它的人、用力奔赴它的人——无论速度的快慢，只要尽心、只要怀有爱的信念，便可收获他们期望的满足与快乐。希望不论我们老去与否，都能有勇气主动踏上释然的道路，哪怕是依靠一台割草机的牵引力。哦，别忘了再带上咖啡机，三两张折叠椅，祝愿一路顺风。

注：《史崔特先生的故事》创作背景信息参考自Greg Olson，Beautiful Dark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复眼CinemaUp

史崔特先生的重要性在于，林奇第一次向我们毫无遮掩地展示了他肮脏的奇观在美国文化语境中的含义，以及他是怎样地钟爱“未脱青年稚气的白人英雄”作为他的“人物原型”。 林奇的身份认同始终都是一个美国中部的白人清教徒，从《橡皮头》里茫然的杰克南斯，到《蓝丝绒》的业余侦探，再到《双峰》里的职业特工库柏，他喜欢自己的主角以某种神圣又体面的内心秩序面对外部世界的未知邪恶。自《橡皮头》之后，林奇不断在套用类型叙事讲述同一种右翼的生态景观，但是他从来不对这些肮脏的景观抱有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上的责任，他习惯于将它们完全推卸至外部，拒绝对这种恶进行了解和阐述。 从艺术的角度，它当然可以被视为某种造物的惊奇，但联系到另一些可比较的超现实主义者们（例如布努艾尔、达利和佐杜洛夫斯基和他们激进的政治态度）在奇观中对现实的指涉，我们不得不承认林奇的天真和从现实生活有意的退缩（带有某种社交恐惧的暗示）同他的主角们是一致的：不论从起因和结果上，他尝试用一切方法来架空这种“恶”可能带有的含义。 这种道德和政治含义上的架空完美解释了林奇在美国主流电影中的地位：他可以无所畏惧地探索任何罪恶的行为而不用负担话语上的责任，无论是心存恶意的lefties还是底线脆弱的rightist，都可以无所顾虑地咽下他的电影——在自由派犬儒的眼中，这些无知的中部男子正如他们所设想的，深陷在道德危机和先天性残疾之中；而对于右派们，他们则能顺利地满足自己对邪恶的渴望而不受良心的谴责，因为在梦中人不必承担责任。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希区柯克身上，他们对恶，性变态和暴力的描述因为完全脱离了现实的情境，而变为一种纯粹的美学，寓言或者艺术趣味：这让某些渴望由诚实的剧本带来伦理挑战的观众大失所望，却让部分电影批评家们顶礼膜拜。讽刺的是，却是同样一种对伦理的架空，使他们完美符合了制片商和对他们的期待，这让他们在擅长主流类型叙事的导演中大红大紫，即便林奇从未真正擅长传统叙事，也从未想过自己承担颠覆它的使命。 我们难以想象布努艾尔，或者哈内克这样在电影的暴力和异象中装满伦理意义的导演在美国走向票房的成功，而不遭遇舆论上的孤立，因为他们在背离中庸道德的路上已经走得太过遥远和决绝。相反，异类美利坚的电影神话最好是要从一个史崔特的身上开始，滑稽，顽固，天真又保守的白人清教徒。

华语电影中公路片并不是很多，乡村公路片更是少见，霍猛自导自演的乡村公路片《过昭关》成为2018年华语电影的一个惊喜，在“平遥之夜”上，霍猛拿到了最佳导演，男主获得最佳男演员。世人传说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急白了头，所以“过昭关”这三个字后面的意味该是形势险要、间不容发的吧。电影《过昭关》讲的是，暑假七岁的宁宁被送回乡下，由七十多岁的爷爷李福长照顾。李福长偶然间得到了一个老朋友的联系方式，老友身体中风，时日无多。他决定带上孙子，骑着一辆摩托三轮车，去千里之外看望老友。我要说的不是这部电影，是大卫·林奇1999年的一部老电影了，《史崔特先生的故事》。很多人可能没听过，但我认为你在看《过昭关》之前要先看大卫·林奇这部和个人整体艺术风格不甚相同的催人奶（是泪）下的作品。

也是一部公路片。老爷子头昏眼花，腿脚不便，开着破旧的割草机去三百多公里外看望因为曾经的矛盾十年没见过面的哥哥。路上遇见了很多人、很多事，经历过生命的变幻无常，三百多公里的路程成为七十多岁的老爷子的放下之旅和爱的修补之旅。

“我必须走完这段路，靠自己的力量”，这不就是人生的“过昭关”？无边无际的阳光肆意挥洒在广袤寂寥的原野上。带着牛仔帽的老爷子开着慢吞吞零件几乎要掉落的破旧割草机，像个蜗牛一样，不疾不徐向前行进，星光为伴，一往无前。自行车都能在和他一样衰老的割草机面前呼啸而过。电影里到处都是收割的场景，像是人到了暮年要对人生进行总结。

看似典型的公路片外壳里有很多非典型叙事因素。缓慢的镜头里也有汹涌的暗流。大卫·林奇让他这一路上规劝怀孕离家出走的少女，点醒有隔阂的兄弟，还加入了回忆战争的段落，这一段对话长镜头中音响的使用是学习电影的绝佳案例，和老兵回顾自己的战火岁月，声轨是轰鸣刺耳的战争爆炸音响，像是战斗机飞过上空，声画分离把这两个老兵的战争创伤和心灵刺痛展露无遗。躲雨的时候，史崔特先生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如英雄一般把割草机停在旧仓库，点燃一支雪茄悠然欣赏狂风暴雨。撞死鹿的妇女歇斯底里之后绝尘而去，老史崔特将它做了一顿美味的晚饭，还拿鹿角在自己的老伙计割草机做了豪气的装饰。所以很多年轻气盛时过不去的坎儿，垂垂暮已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云淡风轻。

公路片主人公的多数动作原因是成长的不羁、困惑，又或者是“寻找”母题，史崔特的一场旅行更像是一堂灵修课程，在朴实沉稳和平淡温馨中，更蕴含着对人生的“品味”。

当破旧的割草机终于抵达哥哥的小破屋，埃尔文·史崔特高喊着莱尔的名字，拄着拐杖慢慢向前走，叫第一次没人答应，第二次的时候提高了音量，观众和埃尔文·史崔特一样，都害怕面临的是失望的结局，怕十年未见之后终不能相见。大卫·林奇还是好心肠的，三次呼唤在之后， 莱尔应了一声“埃尔文”，埃尔文松了一口气，两位老人一个推着助行器，一个拄着拐杖，相视无言，一切都不用话语来表明了，快要奔涌而出的泪水和抽搐的嘴角说明了一切。“你一路上坐着那辆东西来看我？”“是啊，莱尔”。时间和空间仿佛都凝固了。你我对面坐着，已经胜过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