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奈良

#桃花岛观影团# 有幸跟着桃花岛观影团，看了这部超前点映了11天的《又见奈良》，而且见到了这部电影的导演鹏飞。 我很佩服导演总这样避重就轻的手法去讲这么一个本来应该很沉重的故事。看完过后我虽然不至于感动到落泪，但是还是十分感叹，就像鹏飞导演说的：“中国妇女太伟大了，前面还是敌人的孩子，却自己亲自把他们养大，还送回了日本”。鹏飞导演亲自去日本奈良搜集了接近1年的素材，期间也真的去找过日本的战后遗孤，也找到过，还去家访过，印象最深的是有个孤寡老人，家里回来了儿子、孙子、曾孙子，一下就四世同堂了。 然后就是鹏飞导演提到的敬业精神。永濑正敏在此片饰演了一个管理员，他是一个聋哑人。他真的在拍戏前一段时间过起了聋哑人的生活，跟导演见面也是用笔在纸上写字。 故事讲述的是小泽带着她奶奶去找奶奶的养女的故事，奶奶的养女丽华是一个战后遗孤(p.s: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大量日本遗孤被中国东北家庭收养。七八十年代随着两国邦交正常化，许多遗孤归国) 结局是一个开放式结局，虽然警察是说丽华死了，但是结尾又有一段她没死才会写的信，这样不说明白会让人回味无穷，其实电影中也有一个谐音暗示，小泽给奶奶说的照片“白照了”谐音了“白找了”，现实是残酷的，那些战后遗孤因为都是一九四五年生的，现在都是75岁往上了，现在的战后遗孤多是二代遗孤，透露一个导演说的消息，那个废车场的人和那个家里有“大锅”的女的都是真正的二代遗孤 片中有许多很有趣的片段。比如奶奶只会中文和俄语，所以面对小泽的前男友时选择了用俄语跟他交流，结果俄语的“再见”和日语的“笨蛋”发音都是“baga”；第二个就是鹏飞客串肉店老板的那个地方，用叫声来代替什么什么肉；还有后面奶奶跟大叔坐在长凳上，互相看对方曾经的照片，贴旗子，也非常滑稽。 这部确实是一部我们国家的比较拿的出手的作品了，所以希望等这部电影正式上映的时候能够票房大卖！ <影片看点>：(复制自桃花岛宣传信息) 1. 河濑直美、贾樟柯监制，《米花之味》鹏飞导演最新作品 2. 获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金爵奖 最佳影片提名 3. 中日顶级演员出演，文艺佳片不容错过 4. 聚焦日本遗孤这一群体的现实困境，展现一段跨越血缘与山河的寻亲之旅

2018年的中秋节，我接到一个电话，是鹏飞打来的，他说《米花之味》刚在奈良国际电影节拿到了观众选择奖。当时我正在前往玉渊潭的路上，打算在那赏月。听到这个消息，不知何种原因，夜色突然变得温柔起来，澄圆又明亮的满月高挂夜空。当时不曾想到，“团圆”会是鹏飞下一部电影的主题，这似乎是冥冥中注定的。

然后，我听闻每届奈良国际电影节都会在当年获奖导演中选择一位，资助他拍摄下一部电影，并提前选为下一届奈良国际电影节的开幕片。几位获奖导演得先向电影节组委会提交一份剧本大纲，组委会从中选出最优异的剧本，电影最终将由奈良国际电影节主席、日本著名女导演河濑直美监制。

我不知道鹏飞后来是怎么想到“日本遗孤”这个题材的，当他跟我谈他的新剧本时，《又见奈良》的故事构型、主要人物都已经具备了。鹏飞当时构想的故事以“寻找”为叙事动机推动——一个在日本留学的二代遗孤接到奶奶来日本找她日本养女的消息，两人在一位日本退休警察的帮助下展开寻找之旅。当然，与这个原初的剧本相比，《又见奈良》最后呈现的内容更加丰富和立体。我没记错的话，当时的片名还叫“再见奈良”。

不出意外，《又见奈良》的剧本被奈良国际电影节的组委会选中了。故事聚焦被忽视的边缘群体——日本遗孤，反思历史遗留问题，探讨非血缘亲情，具有厚重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我想这是组委会青睐《又见奈良》的重要原因。当然，不排除故事将奈良这座城市巧妙纳入其中，对于奈良国际电影节组委会来说，这属于加分项。

为了创作这个剧本，鹏飞特意跑到日本采访在中日建交后归国的日本遗孤，在奈良当地体验生活，还阅读大量相关书籍。在采访过程中，鹏飞注意到许多有趣的事件和细节，这些素材不少都出现在电影中。比如他观察到，大部分日本遗孤仍然说一口大碴子味浓厚的东北话。有一次，他跟我说，他采访一户在深山务农的遗孤家庭，男主人当时正在屋后的田地干活，女主人在屋里向他喊话“老伴！”，男主人回“嘎哈？”，“家里来客人了。”这些非常生动的日常对话，都成为电影的素材。

三位主演：英泽、吴彦姝、国村隼

体验生活，然后创作和修改剧本，是鹏飞一贯的创作思路。为了拍摄《米花之味》，鹏飞曾花一年时间在云南沧澜的傣族寨子生活，与当地人亲密交流，潜心剧本创作。《米花之味》富有傣族风情的人物和对话，以及当地人在城市与乡村、宗教与习俗间面临的挣扎，都是他亲身体验后观察到的现象。这样，才有了《米花之味》质朴自然、灵动幽默的趣味。电影需要创作者花时间酝酿，然后等待发酵。

由于不少第一代日本遗孤已经离世，即便幸存，普遍也在70岁以上。如果将《又见奈良》的时间放在当下，奶奶的角色便无法成立。出于这种考量，故事发生的时间最终选在2004年，这样选择80岁左右的演员扮演奶奶，才是合适的。时间的前移对影片最后的拍摄提出了严峻挑战——即如何用现实的布景来正切地还原2004年当时的环境？《又见奈良》做了一些模糊化的处理。

《又见奈良》整个项目的运作时间并不长，前后加起来不超过一年。从去年五六月份完成剧本，到筹备剧组，再到确定拍摄时间，用了短短几个月时间。去年十一月份，电影正式开机，全部场景都选择在日本拍摄，拍摄时间前后仅有十九天。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拍摄，并且全程与日本本土的工作人员合作，对鹏飞和他的中国团队都提出了巨大挑战，这意味着他得适应日本电影人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效率。

好在，《又见奈良》背后的团队阵容堪称强大，延续了《米花之味》的剧组成员。廖本榕是蔡明亮的御用摄影师，再次担纲《又见奈良》摄影师一职；剪辑师陈博文曾参与杨德昌的多部电影，还有荣获十余次金马奖最佳音效的杜笃之、北野武御用配乐师铃木庆一……因为是中日合拍，河濑直美找来了好友贾樟柯一同监制。鹏飞个人的导演才华和强大的幕后阵容，保证了《又见奈良》最后的成色。

《又见奈良》依旧施展着鹏飞过人的喜剧天赋。此前看过几遍《米花之味》，每一次重看都会被电影里富足的幽默与俏皮逗乐，《又见奈良》再次让我坚定相信鹏飞会为中国的喜剧电影带来新惊喜。鹏飞有能力创造新的中国喜剧类型，从而将中国喜剧从相声、小品等依赖语言的喜剧模式中走出来，建构一种仅仅由影像设计完成、并依赖影像推动的新喜剧，这是鹏飞从他心仪的导演北野武和伊利亚·苏雷曼（《必是天堂》）学到的东西。

《又见奈良》第一场酒馆的戏就把我逗笑了。由国村隼扮演的退休警察一雄搭讪在酒馆兼职的二代遗孤小泽（由英泽扮演），一雄说小泽长得像他的女儿，菜做得好吃，小泽回说菜不是她做的，然后正在掌勺的厨师来了一句，“我也像你女儿吗？”这段对话具有十足的鹏飞趣味，瞬间就能把人逗乐。酒馆的戏也奠定了整部电影的叙事基础：一雄之所以愿意帮助小泽和奶奶（由吴彦姝扮演）寻找“丽华”，原因是他在奶奶身上看到自己的镜像，小泽如同他失踪的女儿，在情感上产生共鸣。

电影中最让人意外、同时也让人开心畅快的是陈奶奶去肉食店买东西，她与鹏飞扮演的店员上演了一场妙趣横生的“动物交响曲”。由于陈奶奶不懂日语，只能通过拟音和动作表情达意。面对琳琅满目的肉食，陈奶奶只能通过模拟动物的鸣叫来向店员求证是不是她想要的肉食，店员也以同样方式回应陈奶奶。这场不涉及人类语言的“动物交响曲”，将观众抛回了原始的动物世界，意蕴盎然。还有小泽买回螃蟹后，本想犒劳奶奶，奶奶偷偷摸摸地拿去放生，小泽告诉奶奶这是海螃蟹。

可以说，《又见奈良》充斥着鹏飞个人的趣味，他擅长通过一些独具特色的小设计来让电影变得轻松有趣。一雄领着小泽和奶奶寻访当年与他共事的同行，打听丽华的事，同事因为醉酒昏迷被送上救护车。这时，同事的手机响了，丽华的消息很可能就在这通电话中。为了获得电话那头的消息，情急之下的一雄故意让陈奶奶失去知觉，以此转移医务人员的注意力，从而将电话拿到手。

通过文化差异和语言不通创造幽默，还表现在电影快结尾的时候。永濑正敏扮演的聋哑人说他能听懂唇语，奶奶一时高兴，直接用普通话与他交流，结果永濑正敏告诉奶奶，他只听得懂日语的唇语。陈奶奶不懂日语，但在年轻时学过俄语。当小泽的前男友到小泽租下的屋子取回自己的东西时，陈奶奶一时情急说出了俄语。由于俄语“再见”的发言与日语“混蛋”的发言类似，两人在离别时产生了误会。电影快结尾的时候，一雄和奶奶坐在长凳上互相展示合影的场景是全片最感人的桥段之一，两人由于语言不通，只能借助神态和姿势表达自己的意思。这个长镜头通过对称的构思获得了意外的趣味，让人会心一笑。

我想这些桥段会长久地留驻在观众心中，它生成幽默方式不是借助语言，而是通过神情和动作来实现。可以说，文化的差异和语言的不通对鹏飞创造幽默非但不是一种限制，反而成为他潜在喜剧天赋的释放。在摒弃语言的情况下，鹏飞尽情施展他构思妙趣场景的才能，无疑在潜意识中对北野武和苏雷曼两位喜剧老师做出了回应。

日本遗孤的话题是厚重的，寻找养女的故事是哀伤的，但鹏飞可以在厚重和哀伤的生活底色上晕染出源源不断的趣味。鹏飞没有将《又见奈良》处理成一出悲苦剧，通过煽情感动观众，这是这部电影本身很可能走向的基调。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煽情的电影最容易引起关注和热议。但鹏飞天性并非一位悲情之人，《又见奈良》没有被处理成悲苦的电影，反而有了新意。但这并不意味着《又见奈良》中悲伤的情绪没有被表达出来，悲伤被克制后以哀婉的形式呈现。《又见奈良》仍然感动我们，只是感动方式与惯常的感动模式不同。

鹏飞独辟蹊径地以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处理厚重的历史题材和悲伤的情感话题。一如《米花之味》，在艰涩的生活底色和落后的乡土环境中，同样能成长出可爱的人和可爱的事。对于《又见奈良》，我们记住了一雄、记住了小泽、记住了奶奶，甚至几位出场不多的配角，他们让我们油然而生一种兴趣，去探索角色在银幕外的生活。他们好似来自现实生活，不会随着电影的结束而消失。这是我看鹏飞电影的感觉：看完还想再看一遍，因为我想再次体验电影里那个有趣的世界。

在评析《米花之味》时，我曾提到“反现实”的概念，来说明一类新电影在表现现实的时候抛弃了向下俯看的视角，以及粗暴对待底层民众和弱势群体的事实，转而以一种迂回又超越于现实的方式来回击现实本身。在《又见奈良》中，我们再次见到了这种处理现实的方式。当大多数中国电影都深陷在“卖惨”的窘境，这种“反现实”的技法便愈加显露出其现实意义和艺术价值。

同样，《又见奈良》也给予了我构想一类新影像类型的灵感，我愿意称其为“轻影像”。“轻”源自法国哲学家吉勒·利波夫斯基提出的概念。在《轻文明》这本书中，吉勒·利波夫斯基系统阐释了“轻”如何渗透在当下社会各个层面。他认为，在超现代时期（Hypermodern Times）中，随处可见人们对“轻”的崇拜：生活消费、瘦身健康、材料科技、艺术、时尚、建筑设计、家庭与性、政治与思想等一切都越来越趋向于轻。

电影同样如此，“轻影像”伴随着21世纪而来，是未来电影的一种大趋势。鹏飞的电影以其轻松、俏皮的特质，可以作为“轻影像”的代表。我还能想到泰国青年导演纳瓦彭·坦荣瓜塔纳利，他的电影也具有鲜明的“轻影像”特质。至于“轻影像”与我们平时常说的“小清新”有何区别？我想需要专题长文来探讨。如果要选择一位导演来代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电影艺术的发展，我想我会选择纳瓦彭·坦荣瓜塔纳利，他的电影即“轻影像”最佳典范。

【陀螺电影】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即恐惧颤抖），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常有几个人张嘴 看剥羊，仿佛颇为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也就忘了。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

最早知道导演鹏飞，是在看过《米花之味》这部当年被很多人夸赞的文艺短片。然鹅，我看完也就觉得不过如此，倒是时至今日，对里面留守儿童在寺庙附近蹭网，以及英泽母女在溶洞中跳孔雀舞，算是比较猎奇的场景设计了。

到如今《又见奈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还是那么不疾不徐，缓缓道来，有种大将风范，温婉细腻的东方式表达，尤其是对几个场景印象深刻，比如吴彦姝去肉店买肉，和老板互相用学动物叫来沟通，以及中日两国两位老戏骨在一个凳子上坐着飙戏，互相用道具沟通情感，这些都是神来之笔，非常有灵气的处理方式。

中国电影市场迅速膨胀，像个吃撑的胖子，肚子圆滚滚的，坐上了高速列车，唯独把文艺片甩下来，唯独文艺片票房惨淡，甚至有时可以用可怜来形容。打开各大网文的推送，本片的关键词呈现极端反差，一方面是叫好者，说本片让人心疼，口碑逆势增长，另一方面是捉襟见肘的票房，简直可怜到家了，甚至可以用惨淡来形容。

中国电影市场已经过早进入二八法则和劣币驱逐良币的怪圈，不仅如此，审查的天花板愈加下沉，而观众的审美和欣赏水平却在一直增长，在这种四面夹击的情况下，最惨莫过叫好不叫座的文艺片，很多导演都是用爱发电，吐血拍片，这是另外一种惨状。

鹏飞导演致谢（省）

吴彦姝致谢：我到奈良没有找到我的女儿，但是我在上海找到了你们。你们是我们这个片子的第一批观众，上海观众是我们的福气，上海是我们的福地，谢谢大家。

英泽致谢（省）

主持人，观众提问环节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导演，最初创作这个项目的初衷是什么？而且我们看到这是贾樟柯导演以及河濑直美导演作为监制，而且题字也是河濑直美导演，给到我们很多帮助，可以聊一下吗？

鹏飞导演：影片的开始实际上是我上一部影片《米花之味》参加奈良国际电影节，也就是河濑直美的电影节，那就有一个机缘和她合作下来监制这部影片。因为中日合拍，所以河濑直美也找到了她的好朋友贾樟柯导演，那就一拍即合开始合作。

鹏飞导演

主持人：选择这样一个题材是你决定去做的吗？

鹏飞导演：对对对，当我知道我要拍一个中日合拍的影片的时候我在想，因为中日之间有很多的历史，很伤痛的历史。所以我决定我要拍一个这种大背景的题材，我一开始就决定拍一个可以说是反战的题材，展现人性的光辉。所以我就想来想去，查了很多资料，后来就决定拍遗孤与养母的故事。

主持人：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吴彦妹老师《又见奈良》的故事哪里最打动你？

吴彦姝：我觉得就是寻找。整个寻找的这个过程体现了一种友爱，体现了母亲的大爱，体现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之间的一种友爱。所以我觉得这个寻找是建立在爱的这条线路上的一个表现。

主持人：我们再来问一下英泽，这次是与吴彦姝与日本演员国村隼两位老师合作的感受如何？跟两位有学习到什么吗？

英泽：真的学习到很多，很感恩能有这样的机会。其实我和吴老师有很多的对手戏，有她在的时候我感觉入戏什么的都非常简单，她就像一位奶奶在我面前，然后又有一些亲切与可爱，我也很感谢吴老师对我的一些鼓励，包括国村隼老师对我的日语很大的帮助也有很大的鼓励。

观众问答时间

观众A：我没有想问问题只是想发表一下感想……我觉得这部电影做的最好是它的声音，它对于声音的运用特别好，无论是寺庙大钟敲打的声音，还是唱戏的戏腔，与最后邓丽君的《good bye my love》响起的时候我觉得我虽然没有异乡的情结，但我会很容易代入到故事里面去共情，去流泪。谢谢导演……

鹏飞导演：谢谢你。实际上你刚提的寺庙撞钟与邓丽君的歌曲，其实它都是一个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融入。一开始我去看景的时候，我日本的同事带我去这个地方看了很多的景，很多都是神社，我去到神社觉得很陌生，很不自在。有一天去了当地的寺庙，我就觉得很有安全感，很熟悉，有回家的感觉。包括邓丽君的歌曲也是，她在中国与日本都很红，唱同样的旋律但用两种歌词，带给我一种熟悉感吧，我相信也是丽华与这些遗孤在他乡听到的歌曲。

观众B：感谢导演呈现给我们这么优秀的一部作品，你的前作《米花之味》还有与蔡明亮导演合作的《郊游》，我一直特别喜欢你。然后，我想问的是你创作时一些小的细节，比如说这里面有很多的小巧思，我想知道这些巧思的灵感来源在哪？比如两位老年人在互换照片的肢体动作，包括无实物的唱戏，这是一种比较幽默的呈现方式，不会太过于沉重或者刻意，我想知道导演创作的方式与灵感的来源。

鹏飞导演：其实这是一个很悲伤的题材，如果把它拍的很煽情也好，很悲痛也好，我觉得会比较简单一些。但如果拍轻盈一些，有一点生活中的幽默，我希望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让观众观看时没有太大的负担，但是能体会到背后的沉重。关于创作上，我都是根据亲身体验来的，我在19年全年都在日本待着。在奈良与我的同事真的去寻找一些遗孤，你说到那个唱戏这段，其实我们是在深山里找到了一对遗孤，和他们聊着聊着就拿出一把二胡来，一边拉一边唱，拉的很难听，我都不知道唱的哪出戏，但是他拉的满头大汗，眼睛里不知道是汗水还是泪水。所以我想说这些遗孤虽然生活在日本但是接受的是中国的教育，中国的文化，以这种方式呈现会把他们的命运感代出来，在日本生活的遗孤他们的生活条件其实并不好，没有太多乐器的方式来进行，用唱腔的方式来回忆中国，而奶奶与老警察的戏是即兴发挥的。

观众C：我有两个小问题，一个是我在这部电影里看到很多有趣的联系。比如永赖正敏在河濑直美导演的作品《光》里饰演一位盲人，在这部电影里是一位聋哑人。包括吴彦姝老师之前在《相爱相亲》里也是一位思念的人，思念逝去的人。我想问一下导演这些选角，有没有一些可以分享一下如何选角与他们之前的作品有没有联系。还有一个问题是国村隼老师与英泽在车内的对话被电话打断了，我想知道是不是还有没说的东西被表达出来？

鹏飞导演：选角方面我倒是没有想到他们之前的电影，只不过我可以和大家分享与国村隼老师的故事，当时我看剧本的时候，河濑老师就问我说日本老警察角色我可以帮忙找哪一位角色合作，她给出了几个选项，第一个就是三浦友和，第二个是演《深夜食堂》的小林薰。当时我就掏出手机来说我想找他（国村隼），因为我觉得三浦友和先生对我来说太正了，这样一个正派气质去演有点凶的不太合适，一个很正的人去做一件好事可能没有国村隼老师这样打动人，有意思，有反差的感觉。还有一个问题是车里的一句话是问小泽为什么没有回中国，这样就能找到亲戚。那我觉得这一点是小泽这一角色包括这些二代三代遗孤面对的问题，就是我在这边不习惯，但我为了赚钱也好生活也好等等……他们有一些苦衷，难以启齿，所以我就没有继续说下去。也是想告诉大家战争带来的伤痛并不是说在当代就能完结的，它会延续到很多代之后。

观众D与主持人：导演是如何让你的剧本更扎实，有没有真实的还原当时真实的一个情况。

鹏飞导演：实际上我们有两对演员是真实的遗孤后代，一个是飞机场的老先生，还有一个唱戏的女士，但他们是二代遗孤，他们饰演的是他们的父辈，所以大家也是能看到真实的遗孤的状况与状态。我在写剧本之前把所有关于中国养母的书都看了一遍，有很多很感人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些书采访每一个养母，问每一个养母他们的愿望是什么，她们就说我们的愿望是去日本看孩子，至少看看孩子的故乡是什么样子，但实际上很少很少的养父母能去到日本完成这件事，所以我希望用电影来完成他们一个梦想。

如果拍一部反战为主旨的影片，但并不正面去谈战争，对于战争的伤痛是以外围边界的事件来轻轻触及，但绝不亲手揭开，那么我们还能不能感觉到痛？如果能，会有多痛？

把沉重轻说是个问题

这是我看完以中国母亲寻找失联的养女——日本遗孤为故事的《又见奈良》后想到的问题。这问题萦绕着我这么个闲人，无聊之际，还重看了一遍《清凉寺的钟声》，一部由谢晋导演拍摄于1991年，讲述日本遗孤在中国北方农村艰难长大，成年后以僧人身份访问日本，与生母相遇告别的故事。它或可作为《又见奈良》的补余，供人们脑补影片没有展现的生活：一个日本孩子怎样在异国被收养长大/一对中国父母怎样养育他们收养的日本孩子。另有一部同样展现这个过程的中日合拍电视剧《大地之子》（1995年），当年也一样轰动两国，成为一时热题。这两部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影视剧，都把时间跨度从1945年日本战败拉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非常完整地展现日本遗孤在中国土地上是怎样一年一年，随新中国这个大时代长大成人的。那些个细碎重复的生活，喂养下去的一口又一口，一个婴儿变成了老人……

中日电视剧《大地之子》（1995年）

《又见奈良》隐去了这些东西，它直接从养母只身来到日本奈良找女儿拍起。关于整个故事最要紧的历史背景，在开篇几分钟后，导演快速插入一段动画，形似弹幕，简单交代，再全力转入日本寻亲故事，再无镜头涉及过去的生活。这是导演鹏飞特意选择的风格，他从上一部电影《米花之味》开始，就选定了这种轻喜剧冷幽默的风格，把沉重轻说，让观众保持观影的愉悦感，他做到了。

我们已经起不了悲剧的范儿

豆瓣有影评将该片命名为“轻影像”，取自法国哲学家吉勒·利波维茨基的《轻文明》一书。书中谈道，“‘轻’逐渐支配起我们的物质世界和文化世界，它侵入我们的习惯，重塑我们的想象。它在物品、身体、运动、饮食、建筑、设计等无数领域内成为一种价值、理想，和迫切的需要。”在这个超文本链接的媒介时代，对于“轻”的多形态崇拜渗透进一切。基于这样的定义，影评人将鹏飞采取轻松俏皮基调讲一个悲伤故事的电影，归之为“轻影像”。虽然缺乏更多清晰的阐释，但这个命名似乎有那么几分道理，至少它提示我们一点，这种用轻松愉悦调性来表达现实或历史话题的美学风格，的确是眼下的一种“显学”。

高科技的发展、新能源变革、互联网、新媒体、纳米技术……物质世界的一场巨大变革，使技术与市场更倾向于“轻”的逻辑而非“重”。“轻”的规则不再是个人的事，而成为全球经济文化的运作模式，“轻”的逻辑不再是经济现实中的他者，而是经济现实的核心。人们厌弃沉重的一切，只想以轻盈之姿流动之态重启文明——正像尼采所说，“美好之物是轻盈的，一切的神圣皆以灵巧之足奔跑”。“不想沉重地说沉重的故事”，这大概算是“轻文明”时代之典型症候。

的确，催生凝结着文明高光的悲剧意识的一切条件都烟消云散；召唤它重现的一切语境，都不再明显存在。乔治·斯坦纳在《悲剧之死》里认为，古希腊戏剧在神话、符号、仪式参考的语境基础上诞生，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仍能够有想象力地遵循之。此后慢慢地，给悲剧提供信仰和准则的古老意识，以及在共识中判断和识别的习惯就不再普遍存在了。如果有幸具有极高的天分，比如易卜生这样，可以为他的戏剧创造一个富有思想意义的有效神话，他能够设计令人震惊的符号和象征、相应的文体和剧场手段，同时又彰显某种特定生活观念的象征性行动，再创生活观念，那么悲剧意识会再次到来。而斯坦纳此处指的悲剧，是公元前五世纪就上演于雅典的“高悲剧”（high tragedy），或者称为“纯粹悲剧”，即讲述那些“不能通过理性改革来解决的世俗困境，是人在世间飘零时不可改变的残忍暴虐、毁灭消亡的倾向”。很显然，科学资源、科技发展和物质力量的增长使人们的理性乐观主义精神日渐壮硕，挤占了传统神话、仪式、宗教、习俗等的空间。但讽刺之处就在于，轻文明并未使人轻松，各种规约都日渐宽松，但生活本身却“重”了。“轻”加剧了人们的脆弱和焦虑，人们最终的悲剧处境依然没有改善。

在这样一个漫溢着媒介经验的“轻”时代，做一个创作者的确有当下的困境。你已经起不了悲剧哪怕类悲剧的范儿，那会变成一种“语重心长耍流氓”的行径，直指伦理的死局。你只能笑着说真话，故作轻松、半真半假、半推半就间，喊出你的疼痛，谈出你的问题，甚至赴你的死期。

曾经有位因晒抑郁症状微博直至自杀身亡的著名博主“走饭”，留在微博的最后一句留言是“我有抑郁症，所以就去死一死，没什么重要的原因，大家不必在意我的离开。拜拜啦。”那是多么轻描淡写的遗言，没有怨忿也无眷恋，就像说自己撒个尿一样的轻快，就死了。因此，再一次地，允许我追问一句，面对那些沉重的话题，那些生命意识里最本质的问题，我们可以怎样去轻，才轻得不至于使一切滑入轻佻的调戏，使人竟不识死亡的意味，使人只能抑郁而短路在自我的任一通道里？那些高企的抑郁症数字，大约是久处轻着说疼的压迫环境后出的天花。当下一批年轻导演的作品带着这种非常典型的媒介天花，出现在我们面前，沉重还是那个沉重，甚至随着人们总以轻松的频谱播报它，总得不到肆无忌惮倾尽全力说的机会，它似乎越来越沉了，轻文明的深处生出一种沉重的精神。如果轻成为唯一的创作策略、操作手法，一种主导的思维，它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扼杀掉本可以舒展开的细密枝桠，扼杀掉复杂细密活生生的对话、对比、押韵等等，扼杀掉了生机。

少了抚四海于须臾的片刻

《又见奈良》的导演在日本奈良调研近一年，他认真地做了田野考察，采访了许多日本的遗孤后代。因此影片里有真实人物出演，他们扮演自己或者父辈。最令人动容的是一对居住在山村的老夫妇，以东北水饺招待寻亲的三人，并卖力表演《林海雪原》以助兴。那动人的一幕完全来自调研的真实资料，由素人本色出演。这令我想起曾在纽约街头遇到的中国老年群体，他们结伴欢唱着红歌。相邻的另一摊黑人兄弟则哼着嘻哈音乐。人们在街头都以自己最畅情的方式释放节奏，没有孰高孰低，只有生命拓片的闪烁。那些构成人们意识的拓片是何其有幸！它们竟变成了基因编码，不随外界的变幻而变。

电影《清凉寺的钟声》

节奏刻画了时间，我们和影片中两位素人演员瞬间实现了某种相遇，这个相遇让那一顿晚餐产生了生命感。观众和人物之间找到交集，我们感受到了人物的有机，也即活生生的存在感，一种内在的一致性。这种相遇使观众启动了自己的思考，使那场战争的残酷和命运的荒诞轻轻碰了我们一下。反而是带着战争亲历的经验来寻亲的奶奶，导演吝啬地没有给一处闲笔，没有让我们的目光捕捉到她一丝情绪的紊乱、失控或者失态的瞬间，没有一丝意外，以打破这个人物的连贯性，让观众能够创造自己的时间，去接续《大地之子》，接续《清凉寺的钟声》，再携着历史诡谲风云里的吉光片羽，轻轻地飘落在奶奶身上。

电影《步履不停》

《步履不停》里，母亲在儿子一家返城的晚餐上随意播放起几十年前偷听到的父亲和情人约会时的情歌，抖落出两人情感正史里的野史稗类；《小偷家族》里拼装家庭难忘的游乐经历中，落单的奶奶远远望着其他成员海滩嬉闹的场景，怔怔说出“谢谢”这句况味深远的低语……这些都是开放给观众的通道，叫我们分神于窗外风景。这种貌似离题的叙述，也是一个有效的美学手段，造成一种日常思维的中断，杀掉人物的惯常节奏，形成张力场，也即心理时间的延续。当这种“此间”状态产生时，故事就创造出了拥有独立生命的人物。奶奶和小泽这位热心相助的遗孤二代作为人类学意义上的“线人”，带我们进入到战后遗孤这个不太为外人所知的群体，但环绕这个人群的二十世纪一整个历史的烟云，因为缺了这样的打断，使得这场执意要笑着带领观众奔赴伟大生命悲情的旅程缺少了绵延，缺少了能够抚四海于须臾的片刻。找人总不顺利，奶奶却依然淡定，没有一丝疑虑曾飘过她的眼前，这个关键人物就这样无可奈何地滑向扁平。反战的主旨占的分量几近一句飘过的弹幕，说是说了，轻倒也是轻的。

电影《小偷家族》

悲剧不等于悲情，悲剧意识是我们生命意识的标示。悲剧也许只是有感于这个时代的风气，慈悲地调适了它的风格和传统，但它一直在守候着人们的命运，准备帮助人们在缄默和孤独的深处发出狂野的哀悼。年轻的创作者，请不要吝啬你的脚步，试着出格一点吧，在轻薄的时代，更需要勇敢的僭越，去更率性地轻薄，突破媒介意识下项目制式化的情怀，去唤醒被理性和伦理的乐观主义催眠至今的科学主义笃信，比如笃信“轻”。

行文至此，“胡波”这个名字浮现纸面。坚持自己的处女作《大象席地而坐》的创作并付出生命代价的他，恰是个“轻”的反题，他足以使你判定我这里满纸尽为荒唐言。但大力赞颂“轻盈”的尼采说，“自由的思想是轻生活的神”，这座神祇上没有逃避、懦弱、伪善之名，只有自由的思想。并且他认为，轻的生活来自“新生事物的永恒复归”。那不是指重复，而是新事物朝向未来永远的抗争。

在电影院安安静静看了《又见奈良》。星期五晚上6：40的场次，观影人数不到十人。或许是之前期待太高了，观影时及观影后似乎都有一些失望。 吴彦姝和国村隼的演技没得说。尤其是他们两个在乡村里寻找管理员时，两个人语言不通有些相对无言，就拿出照片给彼此看。之后又无话可说，吴彦姝饰演的奶奶就拿出牙签教国村隼饰演的吉泽做小旗子。100个才50日元，折合人民币4元。她和英泽饰演的小泽有一次在等公交车时也在做小旗子。这部电影中无处不在的都是属于普通人的生活细节，拮据朴实无聊琐碎和善意。

电影设定的时间是2005年。1995年时，战争遗孤陈丽华回到日本寻找她的家人。她给在中国的养母写信寄照片，告诉她自己在日本一切都好。但是，四五年前，她音讯全无。奶奶放心不下，她只身来日本寻找她的养女陈丽华。奶奶随身携带的包里妥帖地保存着陈丽华写给她的信。陈丽华的字十分娟秀。小泽和奶奶按照信封上的地址大海捞针般寻找陈丽华。由于他们不知道陈丽华的日文姓名，寻人几乎举步维艰。先前，小泽在居酒屋打工时，客人吉泽说她很像自己的女儿。他们再次相遇时，退休前是警察的吉泽在听了奶奶寻人的故事后，主动提出帮忙。他联系了曾在警察局在人事科工作的前辈高仓。通过高仓，他们找到了陈丽华曾经居住过的一处住所的房东。房东开着饭馆，一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自己曾在中国旅行的经历，对臭豆腐念念不忘，但当小泽他们询问与陈丽华有关的事情时，房东立马变得警惕。之后放松下来，告诉他们陈丽华不会说日语但曾在她店里炸豆腐甜甜圈，十分吃苦耐劳，后来，被误会偷了东西就离开了。在找寻陈丽华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她在日本过得一点也不好。血缘鉴定失败，语言不通，穷苦潦倒。但她却还是用画笔画下曾经见过的美景，并寄给养母。

后来，高仓来电说陈丽华日文名字叫做中村明子。中村是曾经帮助她的律师的姓，而明则是取自养母的名字。她孤独地死在了公寓中，很久之后才被发现。小泽听到时泣不成声，而坐在车子后排的奶奶由于奔波了一天累得睡着了。她听不懂也没有听到这个令人悲伤的结局。但是，导演又增加了一段，他们听到另一种说法到别的村子去寻找嫁了人的陈丽华。村子里正在举行仪式，歌舞喧嚣，奶奶拨开人群四处寻找却依旧无果。他们三个人疲惫地走在路上，背景是邓丽君的歌曲グッドバイ・マイ・ラブ。虽然导演没有言明，但我们都不难猜测，陈丽华的结局就如高仓所说。不然，她又怎么会不给养母继续写信呢？

整部电影都有挥之不去的感伤和孤独。奈良很美但也很空，一个又一个人烟稀少的小镇。没有什么快乐的人。吉泽每天回家都要看信箱里有没有嫁到东京的女儿寄来的信。但一封也没有收到。所以，他把小泽当作自己的女儿。小泽在日本叫做初美。她在日本的亲戚仅有害怕他们认祖归宗会争夺财产的姑姑和堂哥。所以，她的父母已经回中国了，她作为二代遗孤独自留在日本。在居酒屋时，吉泽疑惑于她的口音问她是哪里人时。她坚定地回答日本人。这份坚定未尝不是一种自我暗示。她和交往的男友分手，性格不合只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男方家嫌弃她的出身。她始终是个异乡人。

影片中，奶奶到肉铺买想买羊肉，但不懂怎么说就学羊叫，老板用动物的叫声回应她。而且这个老板正是导演自己。十分可爱。小泽在直到陈丽华已经不在了，夜里忍不住啜泣。奶奶问她为什么哭啊。她说是因为相机没有卷胶卷，都「白照了」。奶奶告诉她，没关系都留在心里。我想奶奶对于结果其实已经有了预感。但这趟奈良之旅对她来说也不全是感伤。作为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奶奶，哪怕前方道路多么曲折，她也会坚强地走下去。

陈丽华，或上村明子，一直到影片的最后，都没有出现。

六十年前，她是被父母遗弃在中国的孩子，六十年后，她是被日本社会遗忘的边缘人——如果她的养母不来寻找她，她就如此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日本社会了。

从遗弃到遗忘，这几乎是归国的战后日本遗孤的普遍命运。

天下所有孩子的哭声都是一样的。六十年前，陈奶奶尽管背负着国恨家仇，但听到了孩子哭声的她还是义无反顾地收养了这个女孩，并将她养育成人。

十年前，养女归国。

五年前，养女失联。

2005年，年过古稀的陈奶奶彷佛又听到了六十年前的哭声，于是，她不远千里来到奈良，寻访养女的下落。

从成长背景来看，4000多个日本遗孤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人。他们的思维方式、亲情纽带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中国的烙印。

从陈丽华寄给陈奶奶的信看，始终是报喜不报忧，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孩子表达亲情的方式。

又比如小泽的父亲，归国生活多年后，最后又选择回到中国生活，因为在“异国”，他才会过得比较自在——在某种意义上，“异国”才是他的故乡。

那么，这些已经“异化”为中国人的日本人，为什么会在中日建交（1972年）后，陆续回到日本呢？

与寻根、认亲等深层次情感需求比起来，很多人的选择归国的原因特别简单——和其他“移民”没有本质的区别——就是追求美好的生活。

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日两国的普通人的生活水平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的，最明显的差距就是收入差距，那时候，日本人的人均收入是中国人的若干倍。

战后遗孤归国，说得直白一点，很多人的第一诉求就是“赚更多的钱”。

实际情况是，他们回到“故国”，语言不通，教育背景、成长背景迥异，他们要在日本立足，找到比较体面的工作是很困难的。

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要么回到“家乡”当农民，要么到处打零工，有时候还要靠社会福利接济。

而他们的日本“亲人”，至亲大多已经不在，堂亲表亲之类，本就与他们隔了一层，往往还会防着他们可能要分财产，自然而然也就疏远他们了。

归国的他们，往往只有名义上的国民身份和家族身份。在日本社会中，他们多半是“举目无亲”的。

他们难以融入日本社会，甚至，遗孤二代、三代，也可能面临类似的处境。

小泽是遗孤二代，她在日本成长、工作，但因为中日混血的身份和带着一点中国口音，她仍然被前男友的父母视为“中国人”，而且，他们拒绝接纳她。

被边缘化的他们，往往选择关起门来过中国人的生活。他们在家做中国饺子，利用从中国带来卫星电视接收器，在家看中国电视节目。

他们的孤独，他们与主流社会的疏离，很少被看见。

有时候，中国反而能够带给他们更强烈的“归属感”。当中国人来做客，他们迫不及待地“献艺”——“手动”表演京剧《智取威虎山》。

影片中，养母陈奶奶、遗孤二代小泽、退休警察一雄组成了寻人三人组。

陈奶奶爱女儿爱得深切，也爱得豁达。

每次有一点线索，小泽总是着急忙慌的，陈奶奶反而比较平静，只是配合好每一个步骤。

车上，一雄接到前辈的电话，对方称上村明子已经于几年前去世。小泽闻讯，啜泣不止，泪如雨下。而陈奶奶在后座已经熟睡。

从影片中看，陈奶奶到最后都不知道女儿已经去世的消息。

但真的如此吗？在我看来，知天命的陈奶奶早已不是局中人，她一直自困局中，只是为了让寻人三人组继续可以抱团取暖。

陈奶奶终将回国，寻人三人组终将解散，小泽可能会找一份新的工作，继续在日本打拼，一雄也将重回空巢老人的孤寂，但他们一起经历的寻人之旅，也将铭刻在他们的生命中。

影片的最后，三人在祭典上寻人无果后，沿着路边缓缓前行。时间彷佛慢了下来，观众可以跟着他们的脚步体验到一种彼此照应的暖意。

短短几天或十几天的相处，他们已经成为一个颇有默契的“组合”——这个“组合”在一个悲剧事件中“组建”，却跨越历史、国籍、年龄，找回各自的“人间值得”。

乌龙放生、戏剧性地飙俄语、肉店奇遇、和当地的孩子们玩耍、装病调虎离山，等等，陈奶奶可爱得停不下来。

当小泽为相机没装胶卷而错失所有的美好瞬间而伤心时，陈奶奶却轻描淡写地安慰她，（照片）都装在我的脑子里了。

语言不通的陈奶奶和一雄尴尬地坐在长椅上的时候，陈奶奶以交换照片打破了沉默，又以一起做手工建立友谊和默契。

鹏飞通过诸多有趣、温馨的细节，塑造了可爱又睿智的陈奶奶，又以幽默的方式举重若轻地“化解”了这段沉重的历史或寻亲之旅。

在陈丽华写给母亲的信中，“一切都好”是不变的主题。而陈奶奶寻找女儿的过程，却一步一步地粉碎了这个主题。

在小泽和一雄的帮助下，陈奶奶造访了女儿可能去过的地方、找到了女儿的聋哑人朋友、拜访了女儿的前房东也是女儿工作过的小食店的老板娘。女儿做过的炸面包圈，陈奶奶也带了一点回家，细细品尝。

抓住女儿留下的一点点痕迹，陈奶奶都试图走进她悲苦的内心。

天下所有孩子的哭声都是一样的，而心中有爱的母亲，永远都能够听到自己孩子的哭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