窈窕淑女

影史上有两部歌舞片连续囊括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在内的多项奥斯卡大奖，它们分别是64年的窈窕淑女和65年的音乐之声。虽然窈窕淑女在提名和得奖数上超过音乐之声，但论及流传度和受欢迎度，后者完败前者。而我个人也倾向音乐之声，虽然我喜爱赫本胜过安德鲁斯。

上个世纪的歌舞片片时都很长，上述两部影片都有170分钟，近3个小时，这在现在是不可思议的，像红磨坊、芝加哥也顶多2个小时。虽然其中多数时间都是在进行歌舞桥段，但能否让观众坐得住，保证剧情的流畅度十分重要。因此相比于音乐之声，窈窕淑女不仅在故事上显得苍白，情节安排也很差。

事实上窈窕淑女的片时完全可以浓缩在2个小时以内，因为其中罗里吧嗦的歌词和不搭边的对话实在太多。如果说为了深入刻画希金斯教授而不得不忍受他出言不逊的性别歧视和如同念演讲稿般乏味的歌声（还唱个没完），那么伊莉莎父亲的那几个桥段实在对情节的发展毫无贡献（尽管是为了对比上层的做作，体现劳动人的穷开心），而且过于冗长。既然片名叫做my fair lady（窈窕淑女），那么奥黛丽的角色就不该只起到花瓶作用，虽然她几次惊艳的亮相让人误以为她是全剧中心，可事实上影片给予伊莉莎的单独刻画很少，并没有深入塑造卖花女的内心和性格，甚至将伊莉莎如何刻苦练习这样非常重要的情节连一笔都没带过，而是多给了希金斯教授许多展现他那自作聪明、傲慢无礼的所谓“机智妙语”的镜头，让人感到既气愤又无奈。

无疑，窈窕淑女的主角是希金斯教授，即使我们仍一厢情愿的相信这是奥黛丽的独角戏。观众对于奥黛丽的喜爱让人忽视了拖沓的故事，差劲的剪辑。可是我们的天使实在不适合演一位粗俗的卖花女。出身于破落贵族的赫本一直保有贵族的气质，秉持着上流社会的准则，她的圈子里都是有教养有身份的人。因此她所饰演的卖花女才会给人感觉矫揉造作，演起村姑的那种“疯傻”和“憨腔”才那么“诡异”。但待到凤凰涅槃的那刻，赫本演绎的淑女又是那么令人信服，那么震撼人心，尤其是舞会完毕在客厅里独自一人，悲情难以自持而失声痛哭的那一幕拿捏的十分精妙，让人动容。可惜，这些闪光点仍不免让她陷入花瓶的境地，纵然影片最后那略显生硬的“有教养的反抗”稍微饱满了人物性格（编剧编的真差），但是太平板的角色和非原声的歌唱桥段还是让奥黛丽连提名都未能拿到。

有人说这部影片充满了对女性的歧视，有人说这是对社会教养的讥讽。也许在萧伯纳的剧本伊莉莎愤而离去，做一名职业女性的结局尚让我体会到讽刺效果，但影片最后伊莉莎毫无理由的爱情（老天，那老男人这么羞辱你还倒贴？）和希金斯轻描淡写却不忘“机智的讽刺”表达对伊莉莎“难忘之情”（你确定这是爱情？），并直接忽略青年才俊弗莱迪深情求爱，最终“终成眷属”的结局真的是圆满的吗？真的是需要3个小时才能铺垫、升华的吗？即使观众们喜闻乐见，但这么草率实在是倒胃口。

到底好莱坞还是由男权主导，时至今日我们都能在许多电影里看到年轻貌美的女郎不是向老爷爷们投怀送抱就是对一无是处的LOSER们大方示爱，还不忘一再申明这是爱情的力量，大家也喜闻乐见，而对那些少之又少的姐弟恋、老奶奶和少年们的故事则会报知以“Ew…”的态度。难道我们还能继续忍受像希金斯教授这样自恋又嘴欠的电影人物，说出一个女人只要成为一名淑女就饿不死，随便找个人嫁这样的胡话？即使是体现那时的时代思想，我们也不该认为理所当然。

“How——Do——You Do?”，随着一声浓厚的英国地方口音问候，话剧版《窈窕淑女》在东城区的蓬蒿剧场拉开帷幕。故事脱胎于英国剧作家萧伯纳的《卖花姑娘》，而更为人所知的是奥黛丽•赫本饰演女主角的电影版，随后改编成话剧版的《窈窕淑女》在百老汇已演出上百场，经久不衰。而组办这场演出的是美国专业演员和导演约瑟夫格雷夫斯(Joseph Graves)和他的北大学生，这是在美国已经闻名遐迩的话剧版《窈窕淑女》在中国本土的第一次演出。

《窈窕淑女》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故事：研究语音学的赫根教授与朋友打赌，自己可以在数月内将一位在英国肮脏街道随处可见的卖花姑娘打造成上流社会的淑女，卖花姑娘杜利特经过赫根教授魔鬼般的语音和仪态训练，终于在一次重要的宫廷舞会中，蒙蔽了所有人的眼睛，被误以为是欧洲某国的公主。赫根教授的努力成功了，当他和朋友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被忽视一旁的杜利特小姐发现自己不过是实现赫根教授愿望的道具而已，于是愤而出走。最赫根教授翻然醒悟，意识到两人之间的感情，以皆大欢喜结束。

《窈窕淑女》有多种因素确保了故事的成功：在这里，阶级界限被简化成了语音和举止的分别，而上层社会的赫根先生思想游离于上流社会和底层社会之外，仅被塑造成一位学识渊博、蔑视女性的知识分子，还有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戏剧化转变大概也是每位观众所乐于见到的吧。

分外吸引我的，却是杜利特小姐在舞会成功回到家中愤怒地掷向赫根教授拖鞋的那个莫名举动。她有什么不满意的？相比较从前的吃不饱，穿不暖，如今她有巧克力吃，有漂亮衣服穿，刚刚还被当作社交明星介绍给每个人，成功地改变了出身。可是这一掷却是绝妙的！那是她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她独立意识的宣言，她不再满足于被当作展览品养在家里，她也需要被尊重被理解。如果需要探寻是什么导致了她的思想转变，那大概就是赫根教授的魔鬼训练吧。在赫根教授的教导下，她不只是精通了淑女般的发音和优雅的举止，她还学会了要自尊自爱和自我欣赏。与以前穿着肮脏衣服在街道上蹦蹦跳跳的野丫头相比，杜利特小姐完成了脱胎换骨般的转变。

如果说，探讨女性和教育仅仅是《窈窕淑女》的一个枝叶，走得更远的是《成长教育》，这部根据真实事情改编的电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直到今天仍发人深醒：“对于一位年轻女性，如果她的最终目的是步入上层社会，过受人尊敬舒适的日子，与其辛苦读书靠自己挣出身，为什么不如索性嫁入豪门来得更便利和便宜呢？”

电影《蒙娜丽莎的微笑》则立足于美国五六十年代的背景，回应了《成长教育》的疑问，直接对年轻女性发出指令——“作首相先生，不作首相夫人！”

由于反封建的需要，中国早在五四时期就已经普及了男女平等等新观念，继而西方于五六十年代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女权主义，使得各国妇女地位普遍提高，在经济上实现了同工同酬，在政治上妇女们拥有了投票权。独立自主意识的培养不仅需要文化、风气环境上的变化，教育也是增强独立自主的重要手段，它不仅是生活的工具，提升社会地位的途径，也是文明社会中公民所需要的基本素质和能力。
2010年是《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30周年，这封信恰当地将实行计划生育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给予了分析和解释。其中对于实行计划生育后“男性数目多于女性”的担忧给予这样的回答——“新中国的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一定要克服重男轻女的旧思想，如果只生了一个女孩，同样要把她抚养好。”

现在看来这种担忧是十分必要的，一点也不过分，医学统计发现新生儿男女的自然比例是105比100，在成长过程中男性的夭折率通常高于女性，在成年后男女的比例回归为100比100。然而近年来随着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滥用B超、随意堕胎等现象层出不穷，“男性数目多于女性”的担忧不仅被坐实而且愈发严重了。重男轻女观念仍根深蒂固，社会保障的不发达使得“养儿防老”的观念仍有市场，联合国通过对2000年到2005年的亚洲人口比例统计表明：中国婴幼儿性别比例高达120比100，远远超过105比100自然比例，高居亚洲各国之首。全球由于堕胎、杀害、任其自生自灭等非正常手段消失的女婴数量更达到1亿人，被人惊呼为“性别屠杀”。

人为地选择未出生婴儿的性别是性别歧视在作祟，是不人道的，对人口结构、社会稳定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重视女性及价值不仅是扭转这一形势的目的，也是手段。仅依赖经济的发展并不足以遏制住这种现象，只有各国文化得到改变，观念得到更新，才能使得重男轻女失去培育土壤而显得不合时宜。有效地提升女性的地位和价值，尤其是在落后地区推广女性教育，改变当地居民腐朽的观念，并通过各种宣传渠道及制度设计鼓励女性尽可能投入到社会中去。

同时，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扶贫经验也越来越表明，救助一个男童仅能救助一个男童，而救助一个女童则能拯救一个家庭。女性不仅和男性一样具有社会属性，而更重要、也最容易忽略的则是她的家庭属性——母亲，她承担着家庭的子女孕育、培养和教育，她的素质和文化程度高度关系着子女的成长和教育，而下一代的教育则关系到未来社会公民的文明程度。在一个边境扶贫项目中我看见这样一位母亲，她拿着自家母鸡下的鸡蛋去集市上换取方便面给孩子吃。我想贫困中的母亲在年轻甚至更小的时候去学一点营养知识，她将不会这么做，也不可能这么做。因此，在贫困救助中向女童倾斜，不仅使个人极大受益，而且对家庭健康、经济条件提升和女童的下一代成长有极大的改善。

无论从个人价值体现提升个人尊严角度，从人伦道德角度，还是从救助贫困角度，救助女童，提升女性的教育都是一个重大的，不可回避的主题。它是提高社会福祉的手段和过程，也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之一。女性教育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收益是巨大无法估量的。在《公开信》发表30年的今天，重新回归和理解《公开信》仍具有巨大时代意义。面对出现的问题，立法机构、政府和民间组织已经开始行动，《计划生育法》第二十二条明确表明“禁止歧视、虐待生育女婴的妇女和不育的妇女。禁止歧视、虐待、遗弃女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对于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明确严禁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组织的“希望工程”和“春蕾计划”，则资助了大量失辍学女童重返校园。在人口老龄化已愈加显现，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的今天，从计划生育政策和《公开信》再出发，从农村墙壁上随处可见的“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朴实口号再出发，关注女童，提升女性教育行动早已开始，但还远远没有结束。


早先写的一篇征稿，凑数放在这里。

难以置信，我从小时候起的一个模模糊糊的幻想早在1913年就被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写成剧本并在维也纳、伦敦上映；而萧剧是在公元前后的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皮格马利翁》（Pygmalion）基础上的一个现代版引申；而萧伯纳也并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剧作家中第一个或者唯一一个做如此尝试的人：所以，也许我的幻想只是很多人共同的心灵体验？又或者，是因为小时候看的希腊罗马神话故事植入了潜意识?

不过，我的幻想和奥维德的故事天差地远，和萧伯纳的故事却如出一辙：在萧和我的构想中都没有阿芙罗狄忒这位爱与美之神；只可惜我晚生了一百年哪。

萧伯纳的剧名通常译作《卖花女》，它被改编成了百老汇音乐剧，到1964年又被拍成电影，它还有了一个更fancy的名字，叫做窈窕淑女（My Fair Lady）。

几位主角的表演都无可挑剔。我对希金斯教授（Henry Higgins）教授先是激赏而后憎恶和怜悯，到影片结束时矛盾的感受达成妥协，感到此人很可爱而略有些惺惺相惜。激赏自然是因为他在语音学领域的深厚造诣和执著追求，家庭的阔绰和生活的悠闲，嬉笑怒骂、自由自在的神气。憎恶是每一个哪怕是对性别平等、人类尊严有一点点感知的现代人在看到希金斯教授某些时候对待Eliza的态度时都会产生的自然反应。怜悯是因为尽管大多数男人对女人的非理性都或多或少感到过头痛，可这位在学术上无比聪明的 confirmed old bachelor对异性的不了解和不理解也太登峰造极以至于呈现出厌女+厌婚深度综合症，令人无语。可爱嘛，因为最后他内心的坚冰似乎呈现出一点点将融的迹象，至少他是肯定后悔且矛盾了；不过，这对他来说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也许他本来活得很开心呢！

过去我只是觉得奥黛莉赫本很可爱（for God's sake，从前鄙人只看过这位中国人民最喜爱的西方女演员的一部戏，那就是《罗马假日》，尔后就一直号称赫本的影迷，这是何等的厚颜无耻），这部戏让我对她的精湛演技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完全不能想象公主般高贵的赫本能把一个伦敦东区卖花女Eliza Doolittle演得这样惟妙惟肖，令希金斯教授赞道：She's so deliciously low. So horribly dirty. 我也终于belatedly醒悟到原来把[ei]发成[ai]不是澳大利亚人脑子进水后的发明。The rain in Spain stays mainly in the plain! Oh how I LOVE this sentence. 粗俗泼辣的卖花女和王公贵胄仰慕追求的美少女不啻天渊之别，而赫本却过渡得平滑而不失戏剧性。这可不是另一个平淡无奇的灰姑娘故事，而是一项真正神奇的人类学实验。

印度归来的皮克林上校（Colonel Pickering）是一位同样高深的语言学家，虽然他的戏份不如两位主角多，但却是维系整部戏不至于垮台的平衡力量。倘若不是这位忠厚长者自始至终地提醒、有时甚至严厉斥责希金斯教授要尊重女人、要讲究人品，真不知道这个老男孩会闹出什么事情来。没有皮克林上校的存在，我一定会严重怀疑所谓英国绅士的道德水准。没有皮克林上校自始至终的温柔关怀、保护和鼓励，我们亲爱的Eliza一定会受到更多非人的折磨（比如在小黑屋子里日以继夜地发那几个元音），说不定在Embassy Ball开始前就被希金斯气死了也未可知。

不过希金斯终于还是对他自己的作品产生了依恋，尽管那种感情在我看来还远远算不上爱。

作为一部音乐剧，《窈窕淑女》最吸引我的地方还是穿插全剧的十几首歌曲，每一首都是余音绕梁，值得反复玩味。以希金斯教授、皮克林上校为代表的上流社会谈吐字字珠玑，与今日以美式英语为代表的庸俗化了的英语不可同日而语；而希金斯大量以典雅语汇表达的玩世不恭的言论更为本剧增添不少生趣。

剧中所展现的维多利亚宫廷建筑之精致、服饰之华丽令人瞠目结舌（也许是在美国这个土地方待太久的缘故，若是和中国或者欧洲大陆封建国家的奢华相比也许不过尔尔），那是一个帝国鼎盛的时代，在萧伯纳发表这部不朽剧作之后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大英帝国称雄世界的时代一去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