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梦的两人

仍然是这样一个问题：男主代表着一种普遍的特性，女主代表着抽离着的反思的我们，难以决断。

好像这里不是要探讨诈骗，这位导的“欺骗”总是建立在对方愿意或者同意之上的，好像每次借钱都是签借条的。

男主想开大店，他认为这是女人的渴望。与举重运动员餐厅的那场戏和末尾小孩捅人，都能看出男主是善良的，这两个地方都有提醒到我。所以男人和那些女人相处的过程中，目的是钱但过程的温柔不仅仅是扮演能做到的，也就是说男主温柔的这个特性是自带的，而他好像没有温柔的对待女人，而女人可能最想要的也是他的温柔。

意思是：男主开大店是误以为这是女主的渴望，但女主之所以和男主在一起不是为了这个，女主看到如此执着的男主（开大店）于是用自己的聪明帮助他走向目标，但男主的这个目标好像不是他自己的渴望。

结婚女是不想结婚的，她最后的结局是没在和父母住一起，但她认为自己是个不能结婚的女人，而这是周围话语强加给她的目标；举重女是不想继续追逐奥运的，她最后的结局是当教练；还债女并不要从别人身上得到幸福，她觉得能自己一个人活下去就是可以的。

这仍然是围绕着男主在拍的一部电影，片中的每个女人都为了男主在付出，男主鼓励着每一个女人坚持自己的梦想并努力成全她们的梦想，但这是强加的。片中的女人好像都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唯独男主一个人自己的梦想是误认，也就是说被困在其中的、勉强的其实是不自知的男主。而在亲爱的医生那里，医生是自知被勉强的。男主直到末尾也不说是孩子捅伤了人，他仍然在坚持着一个善良温柔的形象。到这里，善良温柔是不是男主自带或者扮演已经不重要，而是在于这个坚持是不是值得的？善良温柔如何形成，有没有被迫塑造的缘故，好像很难分清楚。而在于行动者是否要强行坚持这个特性呢？

女主拿刀想结束男主的一意孤行，但因小孩手的“关心”又停止了终止行动，这就像是“温柔的效果好，但温柔本身不成立”这样一个不知如何选择的困境。女主结尾像是看到了什么，迟疑了很久，但转头干别的去了。那段奔跑就是放弃这种坚持吧？但这好像是做不到的。

待重看

小A，银行职员，总是早出晚归，但这样的应酬才不是他要出轨的理由，我也不应该再延伸去想，我们都知道，他是有一个全职太太的，阿兰阿兰，我们总是这样称呼她，而不是A太之类的，总之，他们的感情很好的，而我的确以一个卖菜的阿叔见证过他们之间的感情。 那天的雨临时落大，但淋湿的只有我桌前的白萝卜，我家三代都是种地的，只有我偏爱白萝卜，并不是白萝卜吃起来心里美，身体爽，而是因为我记得我从小就喜欢拔萝卜。那天我的摊前被暴雨中间杂着的狂风打翻，我只好一阵凌乱的去捡凌乱在我眼前的一片白萝卜，真是落了片白茫茫真干净呢，地上突然变的干净，是因为过路人都在帮忙，收拾他们各自的摊位，再抬起头的时候，一只萝卜递在我的面前，我看见一把伞，伞的后面是阿兰的脸。 我不知道他们的烛光晚餐是否听过黄丽玲的《我心已打样》亦或是Glen Hansard的《Leave》，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吹过白塔后山空战英雄纪念堂上的阵阵和风，我也不知道他们如何努力生活在这疯狂的季节，他们有没有握住过对方的手，安慰对方说，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 我不是说非要期待阿兰的这张脸背后是怎样的故事，我只是相信命运，阿兰只是怀疑生活。所以到后来我能想到的事情我就全部都忘记，毕竟我普普通通，生来平凡，没有在深夜里痛哭过，也不曾有如何放肆的笑容。我知道的就只是晴后是雨，雨后又放了晴。我知道如何的业力都不能将我打倒，因为我爬了起来，匍匐前行。因为我记得阿兰递给我一根白色萝卜。 我记得那时候我只是拿随手接过的萝卜擦了擦脸上的雨，谢谢你啊，我说。

西川美和_卖梦的两人_2012

7.3

坂田银时与佐佐木异三郎的对话里说和你们这些少爷不同，我们光是活着就已拼尽全力。《卖梦的两人》里也总提及角色们对于“正常人生活”的渴望，和所有人一样满是玩乐的童年啊、和所有人一样地上学啊、和所有人一样地工作啊、和所有人一样地恋爱啊，在这种万众一致的俗流里，获得些正在体味生活的宁谧感受。

在什么也没经历过的人看来“正常”这个形容词说着很轻松，但一切还是都遥不可及，因为个体内外的两个世界都如此深邃复杂，难以预料。这和《银魂》里那句台词所述的内容有相似之处，我们所期待的正常生活很可能是那些完美的人们才能消受的完美生活，它跟光速、绝对零度和普朗克长度这些物理量一样，只能无限逼近却不能达到。

影片出现的时间节点是2011年福岛核泄漏后不久，所以本片也大概率是对于日本家庭生活维度灾后“如何重回正常”的探讨。意外事件使得传统秩序被颠覆，正如开始时餐厅的大火，也如当年惨烈的核泄漏。灾后普通民众唯一的希望只是维持自己灾前生活常态而已，但连这种简单的诉求都需要拐弯抹角依靠道德沦丧的犯罪才能实现，或者像影片所展现的，连这样一番可耻的努力都无法帮助他们得偿所愿。

核泄漏的惨剧并没有一次性夺走所有人的生命，有部分人所经历的其实是种慢性死亡，影片中贯也和里子在火灾后的生活也是对此的精神复制。走投无路时并不选择合法手段而是施以暴力，他们二人这个诈骗决定内核是很列宁主义的。观众应该差不多能推测出来，他们在那时无论做出哪个选择，悲剧都已被注定，因有些人的生活就是恶性循环。

补不足以奉有余，这是道德经的马太效应。影片通过展现贯也在里子操控下的奔波，逐渐构架了一个边缘女性彼此隔绝的生态，偷情者、性工作者、苦于无法结婚的职场人与举重运动员，和拖家带口的单身母亲。这里多支线的编排在节奏上确实有些混乱，但事后回想还是有迹可循。作为这些人中的一两个，市泽夫妇若想逼近正常生活，需要做的是牺牲其他同类。虽然他们始终让自己脱身于流程性的行骗中，可每段经历也各有区别，与那位单亲妈妈在一起的时光大概是最能接近他们所谓“正常人生活”的，贯也甚至为此带去了从火灾里救出的厨刀。

厨刀是市泽贯也最宝贵的所属物，火灾里哪怕牺牲性命也要将它救出。从符号学角度来讲，随身锐物通常被认为是男性生殖器的外化。对此一种过度的解释是，贯也自我的男性尊严是被抑制住的，所以始终需要携带一件外挂的阳具来证明。这对夫妻的性别权力关系在影片里显然是有逆于日本传统社会的，男主人公需要牺牲色相而非努力打工来为自己的家庭养梦，并且他所进行的诈骗似乎也和样貌体态这些外壳属性也没有什么关系。

整个圈套都只是女性之间的内部博弈，而男性角色只是作为工具存在。贯也和后来侦探的行动都不取决于他们的自我意识，而是源自其他女性的驱使。非但没什么能动性，结局时也唯独他们受到了巨大伤害，一个坐了牢，另一个被捅了刀子。和里子独守家中自慰一样，男性的缺位是逐渐被女性们主动挖掘出的结果。更有趣的事情在于，恰好是男性刚刚打算在这件事里掺入能动性时悲剧被酿成，也恰好是代表贯也主观能动性的那把厨刀所造成的，这其中意蕴不言自明。“我并没有拜托你们给我的生活带来幸福，为什么要承诺呢？”台词虽是起了安慰作用，同时或许还是创作者藉此发出女性对男性的质疑。这段夫妇生活从嘈杂的早市中开始，也从嘈杂的早市中结束，但环境中角色从贯也换成里子，估计有其意味深长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