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绞刑架的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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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微型照相机里的底片在显影液里被冲洗出来，一切的秘密都揭开了：和德国人贝卡夫妇在一起的不是朱利安，所以用手枪杀死德国人的是路易；在办公室里死去的老板卡拉拉不是自杀，而是朱利安所为，因为他和卡拉拉的妻子德劳兰斯在照片里相拥在一起——一些照片指向了枪击德国人的幕后真凶，另一些照片则曝光了一段婚外情，当照片成为线索，成为证据，两个谋杀事件大白于天下。

1957年的电影，路易·马勒的处女作，在这部黑白电影里，路易·马勒似乎并不是单纯拍摄一两个谋杀案，并不是要制造悬念并在最后被揭开，自始至终，这两场谋杀都不在幕后，路易·马勒甚至去除了所有的疑问，光明正大地将案件推向了观众，没有悬念，没有惊悚，但是当路易·马勒将这两起充满了偶然性和巧合的案件叠合在一起，似乎他想要阐述的就是“通往绞刑架的电梯”这个隐秘世界里的隐喻。

从电影表象上来说，故事缺乏足够的吸引力，朱利安的杀人行为，路易的偷车、假冒朱利安、乃至最后的枪击，都在镜头里演绎，只是这样一个故事在路易·马勒的镜头里，既显示出一种犯罪片固有的黑色风格，又充满了被误解的可能性。朱利安和卡拉拉的妻子相爱，要维持这段婚外情他们只有杀死卡拉拉，这是第一个谋杀案，也是整个故事的起点。在约好三十分钟咖啡店见面之后，朱利安便充分运用自己曾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当过伞兵的经验，利用一根绳子爬上了卡拉拉所在的楼层，并且轻而易举地杀死了对他保持着足够信任的老板，朱利安在杀死老板之后制造了自杀的假象，然后他顺着绳子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和同事一起下班。

在这个谋杀案中，朱利安的一切操作是娴熟的，无论是先前准备好的绳子还是手枪，还是制造了一直在办公室不让同事怀疑的假象，都滴水不漏，而在犯罪现场，他更是得心应手，前一个镜头朱利安拿出手抢指向了卡拉拉，后一个镜头卡拉拉已经倒在了桌子上，中间去除了沉闷的枪声，去除了痛苦的挣扎，去除了谋杀的血腥味，在这个镜头的过渡中，一切显得极为自然，也将谋杀案藏在了暗处。而完成之后的朱利安，利用匕首又完美地控制了门锁的弹簧，使当门锁上给人造成的判断就是从里面锁上的。

如此完美，却在一个细节上失误了，当朱利安和同事一起离开办公大楼，坐上了自己的那辆敞篷豪车，抬头的一刹那，发现那根绳子没有收回，它在楼顶上飘荡，这无疑是一个证据，所以朱利安迅速跑回了楼层，准备将那根暴露在外的绳子藏起来。但是当他躲过门卫莫斯里而坐上电梯的时候，下班的莫斯里却关掉了整幢楼的电力，当电梯也停止了，朱利安被关在了里面。他杀了人，自然无法喊叫，无法求助，于是在这个封闭的世界里，朱利安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打开电梯门，他旋开了螺丝，拆解了门板，但是一切似乎都无济于事，在黑暗中，他甚至想通过滑向电梯井寻找出口，这不仅没有任何可能，甚至还制造了危险——路易·马勒在设置情节时，为了制造惊恐性，故意在深夜安排另一个值班人员前来检查，他在查看之后突然就启动了电力装置，此时电梯开始运转，而且在底下挂着朱利安的情况下下行，而底下便是坚实的地板，如果电梯继续下行，那么朱利安就会被压成肉饼，在这关键时刻，值班人员将电力再一次关闭，才使得观众被揪住的心才放松下来。

这是一条叙述线索，在朱利安之外则是路易和女友维罗尼克的线索，这条线索是基于朱利安的失误开始的，所以充满了奇遇性。路易羡慕朱利安停在路边的车，后来竟然带着维罗尼克开走了，他们开在高速上，在加速中体会飞驰的感觉，而路易穿起了朱利安留在车上的外套，而外套的口袋里则由那把杀了了老板卡拉拉的手枪。车子后来开到了一家汽车旅馆，在旅馆里遇到了来自德国的贝卡夫妇，他们一起喝酒，当散去之后各自回屋，而不安心的路易决定在半夜离开，当他准备发动汽车时，再次遇到贝卡，此时的贝卡却拿着枪，而且还指着他们，大约是一种防备心理，但是在路易看来，这把枪却充满了危险，他也拿出了朱利安外套口袋里的手枪，不由分说地射向了贝卡夫妇，最后杀了人的路易和维罗妮卡开车离开汽车旅店，在凌晨回到巴黎之后，将车丢弃在大桥上。

因为杀了人而害怕被警察抓住，更害怕被处罚被审判，于是维罗尼克建议早点自杀，他们服下了药物，躺在床上等待死亡。这是第二天叙事的线索，而在这之外，则是揭开这两个谋杀案的第三条线索：德劳兰斯寻找朱利安。因为约好30分钟后见面，德劳兰斯在咖啡店迟迟未等到朱利安，却看见他的车在街上，而且从自己一侧看见了花店的维罗尼克，她的怀疑开始了，之后她一直在打听朱利安的下落，从咖啡店到酒吧，从朱利安的办公大楼到朋友处，他们都说没有见过他，而在凌晨被警察带到警察局的时候，认识朱利安的休维比告诉他朱利安可能和女人在一起，想起看到朱利安的车和坐在车上的维罗尼克，德劳兰斯似乎也开始怀疑朱利安对自己的背叛。

这是一个关键的分水岭，如果德劳兰斯相信了别人的说法，加上自己的猜测，怀疑朱利安就是那个开走了车的人，那么之后警察对朱利安的指控就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他在第二天电梯重新启动之后终于获得了自由，但是发现车没了，继而看到报纸上说两个德国人在汽车旅馆里被杀死，而嫌犯就是他。他被带到了警察局，警官歇里告诉了他掌握的证据：汽车旅馆登记的名字是他，在大桥上发现有手枪的外套是他，当然那辆车也是他的，而且德劳兰斯似乎也说看到他和一个女人开车离开。朱利安因为杀了老板自己被关在电梯里，无法告知他们这一情况，有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自己，所以他就是有罪的。但是在这关键时候，德劳兰斯却去找维罗尼克，在她居住的公寓里发现了正躺在床上的路易和维罗尼克，因为药物剂量不够，他们自杀未遂，而当路易看到报纸上说嫌犯朱利安被抓捕的时候，认为自己完全可以从中脱身，但是维罗尼克却提示他，在汽车旅馆里和贝卡有过合影，这几张在微型照相机里的照片，必须想办法消除。

于是路易开车摩托车去汽车旅馆取那几张正在冲印的照片，而一直跟在他身后的德劳兰斯也来到了汽车旅馆，警官歇里已经守候在那里，当照片在显影液里变得越来越清晰，谁杀死了德国夫妇便水落石出，但是在另外的照片里，朱利安和德劳兰斯拥抱在一起的定格也成为另一个线索：卡拉拉被谋杀，他们就是最大的嫌疑人。两起案件水落石出，关键点是德劳兰斯，正是因为她寻找到了维罗尼克，正是她跟踪路易，也正是因为她报案，才最终大白于天下。德劳兰斯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个目的：她相信朱利安对他的爱。这是一种对爱的坚守，无论曾有过怀疑，无论别人曾有过流言，但是最后爱战胜了一切，她在街上寻找朱利安便是爱的证明，她在内心一直呼唤朱利安，呼唤这一份爱，“你留下我一个人，没有口信，快来到我身边，拜托了。”也正是在这一种爱的支撑下，她才能保持理智，而这种爱也间接反映在路易和维罗尼克身上，他们杀死了德国夫妇，认为自己会被警察抓住，到时候就会关在不同的牢房里，而主犯的路易可能会被处以死刑，所以她不希望两个人从此分开，选择自杀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两种爱，都是坚守，都是挣扎，而最后当真相被揭开，其实路易·马勒并非是要赞美这种爱，德劳兰斯是有丈夫的女人，她爱上朱利安本身就有违道德，而且还成为朱利安杀人的共犯，最后的几张照片不是为了彰显他们的爱，而是表现了这种爱的畸形，佛劳兰斯将手伸进显影液，抚摸着和朱利安在一起的合影：“这是没有意义的岁月，继续着，像闭着眼睛——我很冷酷，但爱着你，爱你一个人，谁也不会使我们分开。”一种淡淡的忧伤，一种莫名的无助感，而这其中就传递出路易·马勒的意图：在那样一个社会，在那样一个时代，爱到底是不是意味着自由？

1957年的电影，其实处处有那场战争的影子，朱利安是伞兵，那个汽车旅馆的德国人也经历过战争，战争的影子似乎还无法完全清楚，一方面战争造就了如朱利安的身手，另一方面，却在这种阴影里丧失了自由，卡拉拉在被杀死之前对朱利安赞赏有加，朱利安也因为自己是伞兵而获得了在卡拉拉商社工作而成为上流社会一员的地位，所以他开的车被称为路易觊觎的对象，卡拉拉对朱利安的评价是一句话：“伞兵就是天使。”或者卡拉拉就是在国家的殖民战争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在最后当德劳兰斯和朱利安的合影被曝光，歇里说：“杀害德国人是死刑，杀害丈夫则被判10年，或者5年。”这是明显的不公，而这种不公暗示了战后的法国社会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秩序结构。

伞兵是天使，却变成了魔鬼；一根绳子成就了杀人的计谋，却变成了罪恶的源头，一辆别人的车让自己虚荣心暴涨，却带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而一部电梯制造了便利，却也成为无法走出的困境，通往绞刑架，是一种死亡，是一种沉沦，就像爱，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必须付出代价，甚至自由——1957年，25岁的路易·马勒就是用这样一种悖论，打开了他的影像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