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将1996

喜剧片台湾1996

主演:柯宇纶,张震,林海象,唐从圣,维吉妮·拉朵嫣,金燕玲,王启赞,吴念真 Nien-Jen Wu,尼克·埃里克森,柯一正,王柏森,张国柱,吴家丽

导演:杨德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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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3-09-26 19:55

详细剧情

  富商儿子红鱼(唐从圣饰)从父亲那里学到很多骗人之术,他和纶纶(柯宇纶饰)、牙膏(王启赞饰)、香港(张震饰)组成一个四人小集团,到处敛财骗色。有一次,他们在咖啡店里遇见从法国来台北寻找男友的女孩马特拉(维吉妮亚•雷多尔恩饰),红鱼就此盯上了她,意图欺骗对方。  但伦伦良心发现,并带马特拉躲到了自己家。之后,红鱼要报复曾与父亲(张国柱饰)有奸情的老女人Angel(吴家丽饰),要香港去勾引她……。  另一边,一生骗人无数的红鱼父亲却深觉人生空虚,等待他们每个人的将是什么命运?

 长篇影评

 1 ) 杨德昌的愤怒

作者:csh

编辑:企鹅饲养员

本文首发于《NOWNESS》

杨德昌总是同时处理许多计划。他拍《恐怖分子》时已经在构思《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拍《牯岭街》时已写好《独立时代》的剧本,还在构想《色·戒》的改编。侯孝贤说他的电影总是“走得太前”,这不只可以形容他的作品,毕竟他的人生就是一场不知疲倦的奔跑。

当他跑到终点以后,只剩下我们这些清点脚印的人。最近,杨德昌的遗孀彭铠立与台湾的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台北市立美术馆签署了《独立时代》与《麻将》的数位修复合约,将在明年的杨德昌回顾展中放映。自此,杨德昌独立执导的7部长片得以全部修复,“这是杨德昌的作品被完整看见的最后一里路”,台北记者潘钰桢写道,即使他和我们都想走得再远一点。

人们习惯用《牯岭街》和《一一》来定义杨德昌,但在这两部电影之间,还有《独立时代》和《麻将》。它们代表了杨德昌的另一面,代表了一种与生猛的《牯岭街》和圆融的《一一》不同的影像。他转变了自己的风格,我们看到了更加复杂的叙事结构、更高的台词密度;他也转变了自己的思考,这可能是他最愤怒、最聒噪、表达最过剩的两部电影。

这两部电影都讲述了一个“四人组”的群像故事。在《独立时代》里,四个出身迥异、职业也各不相同的大学同学,在现代都市处理着复杂的人际关系,经历着人生的迷惘与困惑;在《麻将》中,他用这项“国粹”隐喻一个混迹台北的少年四人团体,他们经历了一场与各国来客推杯换盏、也换恩仇的奇遇。

《独立时代》和《麻将》中“四人组”身处的台湾,是1994年到1996年的台湾(自1953年到2000年,台湾经济的年增长率达到8.1%,在世界所有地区中排名第一),是处于经济腾飞、迎接万国来客的台湾,但那也是杨德昌试图描摹的精神空虚的台湾。2022年的当下,与这两部电影中的台湾如此相似,共享着同等的发展,也承担着同等的悲哀。如今回看,杨德昌每一句尖锐的台词,都仍能成为利刃。

他用更庞杂的中景调度,将现代台北的地上与地下,嵌进了舞台剧般的风格和结构里。他不想像《恐怖分子》那样,只是讲述一个精致的小故事,他要大声表达所有想要表达的东西——即使在同一部电影里,他也同时处理着许多计划,他要描摹都市的各色人等,要展现不同维度的感情,还要探讨一些更底层的东西,像是《独立时代》的英文片名:“儒者的困惑”(A Confucian Confusion)。

在《牯岭街》的迷惘与在《一一》的释然之间,他需要一些狂躁的困惑,需要一些隐藏在碰杯声与麻将声中的东西,他需要用浑身解数将它们呐喊出来——

“干恁娘嘞!”

这是《独立时代》里最响亮的呐喊,这是闽南语版的国骂,出自台湾富公子阿钦之口。他是影片中摩登女郎Molly的丈夫,刚刚从大陆归来,用这句闽南语版的国骂宣告自己的出场——“恁娘嘞!西安?我到中正机场了啦!”

Molly正是这部影片的主角之一,她与阿钦这个富二代过着并不理想的婚姻生活——虽然她经营着阿钦给她的艺术公司。Molly与Birdy、小明、琪琪三人是大学时期的好友,如今却过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Birdy成了个小有名气、满口“艺术”的舞台剧导演;琪琪在Molly的公司工作帮忙;而小明则成了琪琪的男友,如今在台湾政府有着稳定的公务员工作。当然,除了回老家的时候,这四人都说着标致的国语,不像富二代阿钦那样,总操着气势汹汹的闽南语,代表着无需改变、坐吃山空的台湾本土势力。

杨德昌在其他影片里处理语言相对含蓄,但在《独立时代》与《麻将》中,他彻底放纵了自己和角色的表达欲,将观众淹没在无穷的话语中:国语、法语、英语、台湾腔的英语,当然还有闽南语。

在侯孝贤的电影里,闽南语基本上是整体语境的一部分;而在杨德昌的作品中,闽南语常常会用来创造新的语境。在《一一》里,闽南语主要属于吴念真饰演的中年NJ,它代表了那些怀旧的事物:它是温柔的家园,是说国语的年轻人们可以回去的地方;它也是NJ与旧爱雪莉的羁绊,是他们邂逅时用来交流的暗号。

而在《独立时代》里,当闽南语属于阿钦的时候,这种“怀旧”是另一种样貌。《一一》里的“旧”是温暖的港湾,而《独立时代》里的“旧”则是一种水土不服。虽然他总是一副恶狠狠的样子,满嘴闽南语国骂,一副不屑于运用其他角色那些语言(国语、英语)的样子,但他的野性在这个新的时代里是如此脆弱。

他第一次和心腹属下Larry“干恁娘”的时候,还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但第二次“干恁娘”的时候,已经彻底哭倒在Larry怀中,因为妻子独立自由、在外出轨,但他不知道这男人究竟是谁。他的闽南语在这个“现代社会”显得格格不入,在与Molly谈话时,他还得小心翼翼地切换成不熟练的国语,以迎合她那摩登女郎的身份,他从古老的西安归来,却无法融入现代的台北。

在《麻将》里,语言的漩涡变得更加复杂。影片中的四人小队分别是富二代红鱼(唐从圣饰)、凶神恶煞的牙膏(王启赞饰)、长相标致的小鲜肉“香港”(张震饰)和初来乍到的木讷少年纶纶(柯宇纶饰)。红鱼带着三个好友混迹台北,红鱼设计笼络了初来乍到、寻觅男友的法国少女马特拉,想要控制她卖淫牟利,而刚加入四人小队、懂得英文的纶纶便成了翻译。这个关键的翻译角色,也成了《麻将》中语言艺术关键的编织者。

值得一提的是,红鱼的父亲是有名的富商,于是他们的小队被台湾本土的黑帮盯上。与《独立时代》类似,《麻将》里满口闽南语的愚蠢黑帮,也是跟不上时代的旧世界象征。而英语则是名流们的“硬通货”,影片开场时,交际花阿杰就在国际化的英语世界里谈笑风生。

国语听来冠冕堂皇,红鱼那句“大家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只要你告诉他,他就会听你的”像是至理名言,但他最后发现,这名言没有什么用处,他依然不知道人生的答案。在《麻将》里,那些话最多的人往往最为苍白,杨德昌精心撰写着台词,讽刺着这些发言的角色。于是,四种语言混杂在一起,复刻了当时台北鱼龙混杂的名利场。

杨德昌将希望埋在了纶纶身上,这个沉默寡言的男孩,起初为了红鱼的拉皮条计划帮马特拉翻译。当他想要多管一些闲事的时候,纶纶说“安心帮我翻译就好”,马特拉说“做你的翻译”,就像所有人对翻译的定义那样,在这个多语言的世界,他只是个知道得太多的工具,那些只懂得一种语言的人反而叫得更大声。

但是,这“工具”最终良心发现,助她摆脱地下台北的深渊,一波三折之后,他们最终又在街头相遇。他们都是懂得语言的人,但最后的时刻却没有说话。我们只能听到台北闹市嘈杂的背景声。那背景声不止属于这些路人,还属于这部电影里其他所有的角色。杨德昌在整部《麻将》里充填着过剩的语言、吵闹的对白,但到了最后关头,他的镜头只是静静地立在那里,让无声胜过有声。

把镜头放在那儿有什么意义?

杨德昌其他作品的截图,似乎大多是精致构图的记录(《恐怖分子》与《牯岭街》尤甚),但《独立时代》和《麻将》的截图中,我们会看到类似日剧金句的台词拼图。但这并不代表杨德昌不再重视风格——可能恰恰相反,这两部电影正是杨德昌风格的转折。

常有人把侯孝贤和杨德昌作一系列对比:前者用长镜头拍乡野和工人阶级,后者用细碎的剪辑拍城市和知识分子。但是,我们讨论的这两部电影足以打破这种强迫症式的美好幻想……他最初三部电影的平均镜头长度确实只有11到15秒,但《独立时代》《麻将》和《一一》这最后三部电影的平均镜头长度,已经达到了27到45秒。

他的镜头也可以变得与侯孝贤一样长,但与侯孝贤不同的是,他在那些镜头里安放的不是微妙复杂的象征与暗示,而是漫溢的对白和讽刺的对照。观看《独立时代》的时候,观众不会像读解《悲情城市》那样去“雕刻时光”,而是会在频频微笑间,遗忘了时光的流逝。就算你不想再聆听角色们的唠叨,还有许多令人发笑的细节。

当那个虚伪的艺术家Birdy在自己的工作室中,试图用自己的“才华”勾引女孩的时候,他以舞台剧的方式朗诵着台词,与“女主角”互动,与此同时,他们一起走过Birdy本人的巨幅画像、越过挂在绳上的内衣裤……杨德昌似乎不再满足于浅尝辄止的隐喻,在这部电影里,当他讽刺一件事物的时候,他要讽刺到无法再讽刺为止。

但或许也是因为他的镜头太长,当“无法再讽刺”的时候,喜剧也可以变成别的形态。在《独立时代》最著名的那场戏里,阎鸿亚饰演的畅销小说作家被出租车撞了一下之后,在马路上高谈阔论,大谈自己对于孔子、写作、时下文化的思考,一旁的琪琪则目瞪口呆。

我们不知道这些高论中有哪些是导演自己的想法,哪些又是为了讽刺这位角色所写,但在嘈杂的马路上、在明亮的车灯下,他那大声控诉人间的声音,差点要让我们笑出声来,让我们像那位出租车司机一样,大喊“神经病啊”,但这角色继续坚决地说下去,让这控诉从滑稽转为肃穆,又转为苍白。阎鸿亚渐渐远去,他说“我写作的浪漫时代早已死了,我的悲剧时代也到此为止,从现在开始就是我的……”杨德昌拍的是比“恰到好处”再长一些的镜头,因为他不想直接给出答案。

修复世界的电影

“你可知道中文里没有Irony这个字?也没有Frustration这个字?所幸中文还是有一个人类共同的字眼——选择,Choice!这个激发鼓励人类个体思想及智慧的字眼,是我们的文化中唯一能带给我们对未来产生希望的概念。这部电影的主题是‘我们’,迄今西方尚未有缘一识的我们那最隐私的一面。这部电影(《独立时代》)谈的是我的信念,不论最后我们赋予“人”这个名词是何等的定义,我都深信我们都属于同样的人类。如果不然,我们又何必拍电影?如果我们的思想不能在共同的基础上交流,国际影展还有什么意义?”

——杨德昌写于一九九四年

悲剧与喜剧拥有最早的历史,但似乎甚少有人言及怒剧。但愤怒似乎也是一种能够催生变化的情感。人们总要愤怒,才会愿意改变现状。杨德昌这段蕴含着怒意的宣言,在当下仍然具有效力。

杨德昌的愤怒不再是《恐怖分子》或《牯岭街》那样清冷的、间离的愤怒,他不再像从前那样,远远地延宕着小四刺死小明后的场景。在《独立时代》和《麻将》里,他的镜头触及了台北的方方面面,他以一种充满激情的方式,想要在自己的电影世界里,为所有人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这两部作品里,我们看到了青少年,无论是纯洁还是腐化;我们看到了富人,无论释然还是偏执;我们看到了艺术家,无论虚伪还是悲壮;我们看到了公务员,无论忠诚还是叛逆;我们看到了公司职员,无论麻木还是觉醒……

他仿佛排列了一套道德谱系,这个角色的起点可能就是那个角色的终点,谁又知道《独立时代》里那位勾引女孩的艺术家,会不会突然有一天在马路上觉醒?就如他多年的合作者吴念真所言,“他在写论文,而非描述”。或许由于他对于东方之现状的愤怒,他要迫切地铺开这些角色,描摹出人性的地图,让人们认知到时局——虽然,到了2022年,这两部电影中的那种“现状”并没有多大改变。

如今的人们依旧贪婪空虚,只不过贪婪更名为“内卷”,空虚改姓为“躺平”。他的影片之所以有这种穿越时空的力量,正因为他那狂热的、极繁主义的创作,不仅渗透进影片中的人物,也渗透进他的结构。《麻将》可能是他所有影片中叙事最复杂的作品,整部影片仿佛一场跌宕起伏的中华麻将,你方唱罢我登场,你听牌后我截胡,混迹台北的这个少年团体,便是牌局上的四位玩家。

团队的领头羊红鱼是个富二代,试图用自己“教人知道他们想要什么”的本领在台北立足,最终发现原来是自己不会做人。张震饰演的鲜肉角色“小香港”在团队中的功能是色诱,起初还会与三位友人分享自己的新女友,没想到最后自己也成为了成熟女性团体手中的玩物。仍是新人的纶纶最初似乎是个被人利用的取款机,但到了结局,原来他才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那个人。在整部影片里,作为片名的“麻将”看似只出现过一次——最后纶纶回家寻找马特拉时,自己的父亲一边搓麻,一边提示他马特拉的去向,而这对于纶纶来说,就是胡牌的秘诀。

这正是杨德昌在这套精巧的四人牌局里隐藏的奥秘:在麻将这门中华国粹里,曾是上家之人换个风水便是下家(小香港);依靠所谓人生秘诀你争我抢之人,最后会输给秘诀本身(红鱼);而那些参与牌局的外国人,只晓得牌桌下的钱,却难以参透牌桌上的文化。杨德昌的穿越性不仅在于那些具体境况的呼应,也在于更为深刻的文化困境。但我们在纶纶这个角色身上,看到他在《牯岭街》之后更乐观的那面:虽然“这个世界无法改变”,但试着保持真诚的人,至少可以赢下自己的微型宇宙。

在《独立时代》和《麻将》中,杨德昌设计人物群像与叙事结构时呈现的密度和信息量,超越了此前的任何作品,比《牯岭街》更精确,比《一一》更热烈,是他表达欲的高峰。他在那个混乱的时代里,依然创造了一些可以留存至今的东西:东方人那些游戏背后的利益,含蓄背后的偏执,争抢之后的空虚,思索之后的疲惫。或许与《一一》相比,某些细节仍然显得粗粝,但或许他就像是《独立时代》里的那位艺术家,他知道悲壮的代价是显得滑稽。

杨曾叩问“如果我们的思想不能在共同的基础上交流,国际影展还有什么意义?”如今,他的作品构成了影展,也构成了热爱他的观众交流的基础,这些观众都会继承他的叩问,也会继承他的愤怒。他的电影试着修复世界,于是世界修复他的电影。

 2 ) 你到底想要什么?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东西,所以他们看杂志看报纸看广告看电视听电台,希望从其中找到答案,希望让别人来告诉他们,他们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这是麻将里的台词。
这是生命中经常碰到的一个命题,说起来很简单,但会困扰你一生.在生命中的每一个穿越里,你都在试图解开这个命题的谜。小的时候,仅只是一个简单的职业选择.或者是地质学家科学家解放军叔叔伟大的老师等等,年轻的时候,我们以为是一所好学校一个好职业;再长大些,我们把他定义成爱情家庭遇见那个你最想见到的人;再大一点时候,我们认为是钱是财富是声名;但现在的这一刻,你明白你想要的是什么吗?这可能是所有七零年代生人的困惑,我一直觉得,我们要比八零年代孩子们幸运,因为我们可能是最后一代拥有理想拥有愤怒拥有单纯的人,这一切缘于我们年少时的生活环境。

在我们三十岁的坎上面,但我们面临到了他们所未曾遇到的一个谜题,就是我们到底想要什么。这个问题来得太快,快得我们反应不过来。我们才刚开始自己的赚钱之路,有了自己的孩子房子车子和票子,未来还有更多的位子等着我们,但我们不知所措。我们在拥有了这一切的时候,越又发现自己的身上还有一个壳,那梦想的壳,历经岁月越磨越破薄但仍未破碎的一个梦想——我们曾经向往的那样简单而单纯的生活。海子的诗歌里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已经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愿望,我们天天生活在都市之中,为了房租月供一年一次的旅游象只蜗牛一样的努力向上爬,上面的山好高,好高,就像比尔盖茨的财富一样的高不见顶。山的后面是什么,是另一座山。那当我们得到了自己曾经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下一个想要的是什么。是更多的房子票子还是更多的美女名车?曾经希冀的精神上的放逐什么时候可以出现?

我现在喜欢看那些活在三十年代的人们的访谈。他们的言论中有一种淡定,现在世界上所没有的淡定和从容,他们当时比我们更单纯,满心就是自己的梦想,然后一路走下去没有一点彷徨和犹豫,为什么今天,我们的梦想越来越小了?

给我一份坚定,让我把自己的梦想捍卫;
给我一份从容,让我可以面对所有的未来;
给我一个笑脸,我现在走上我想走的道路。

这就是麻将告诉我的.

 3 ) 观麻将有感

杨导这部片说教意味稍浓,不过还是不得不感慨他洞悉社会视角之锐利,片中要传递的东西,放到现在也毫不过时。90年代的台北,跟现在大陆的北上广深很是相似,身在其中之人,估计也是充满了躁动和不安吧。想想我们每一个人,可能穷极一生都弄不清楚自己想要的是究竟什么,濒死之际脑海中又会浮现出什么场景呢?

迷茫之际,有的人选择拼事业搞钱寻求安全感,还有的人通过书影音等爱好寻求一丝慰藉。毫无疑问,自己属于后者。以前只觉浑浑噩噩行尸走肉过于阴间,实际上这可能才是人生常态。历经社会拷打之后,像红鱼父亲说的,要么成为了傻子,要么成为了骗子吧。

麻将这个名字也是相当到位,牌局之下,皆是猜忌。香港以为自己和另外三个兄弟运筹帷幄,殊不知自己才是Angel和她两个姐妹的玩物。国粹之下,也是富含人生哲理呢。

看的第6部杨导成片,只剩下1又1/4部未看,竟有一丝不舍。世间再无杨德昌,真是遗憾。 “这年头没有人知道自己要什么 那么多人每天看电视看八卦杂志看畅销书看广告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想听别人告诉他怎么过日子”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啦 每个人都在等着人家告诉你怎么做他就怎么做 你要很有信心地告诉他们该怎么做 他还会感激你耶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最怕自己做错事的时候 还要怪自己 他们宁愿到时候骂别人骗他们 也不要来怪自己” “世界上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骗子 一种是傻子 要当哪一种随便你选” “除了傻子和骗子 世界上还有一种人 叫做年轻人”

“这年头要出人头地 要动的是脑筋 你tmd还给我动感情 不能动感情的”

 4 ) 前互联网时代的强国梦

杨德昌的电影,有人看了觉得做张做致,有人觉得说教,我想这是因为杨的电影里,多少都带有寓言性质。比如牯岭街里有条政治线,麻将里有条经济线,独立时代里有条文化线,这样一比,恐怖分子的格局小一点,但是也有一条两性的线。一往寓言上写,写出来就像戏,这是没办法的事,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利大于弊。我们看杨德昌的电影,看起来都很大气,就是这个原因。一开始我以为是群像的关系,后来明白了,不光是因为他拍出了形形色色的人,还因为这形形色色的人背后各自代表了一些东西。

经济我不懂,连个大概也说不出来,麻将里的经济元素,我完全是凭经验去感觉。比如一开始外国淫媒、外国打工仔这些人,他们对台湾经济的看好,让我联想到当下的中国,就是所谓的崛起。伦伦家的租客也是一个侧面的反映,伦伦父和一群外国人打麻将,好像把国际竞争力处理成了一种日常。

还有红鱼父做幼儿园生意,联想到现在私立幼儿园的泛滥,历史总是如此相似。还有房地产、美容院、网红经济、诈骗,这些东西我们现在非常熟悉。

红鱼的父母、邱董这些人,代表了上一代人。红鱼、香港他们,代表了新的一代。新一代还是再重复上一代做的事,为了生存无所不用其极,从电影里看,弱肉强食那一套看起来是失败了,每一个叫嚣着的人都失败了,最后伦伦这个内向的理想主义者赢了。大陆的年轻观众不信这个,太假了,认为这不可能。老实说,我自己也不大相信。可能大陆现在还处在上升的阶段,大家身边上进的气氛还太强吧。

所以服气杨德昌剧本的工整,但是对他的价值观,尚不能很好地领会。

工整也了不起,我还没见过这么牛逼的工整。吴念真极少的几次出场,在车上,在咖啡馆,在红鱼父的外宅里打电话叫人,在警察局里谈笑风生,处处都有交代,工整极了。伦伦给马特拉买饭,街边小摊的忙碌,警察贴条,一路跑上楼顶,和租客搭话,开灯,马特拉闭着眼和他说话,握手,回头,都有交代。红鱼去见他父亲,一间四五十平的公寓,放着音乐,红鱼调侃一句音乐,放着钢琴,红鱼乱弹一通钢琴,躺着他父亲,红鱼胡骂一通父亲,环境、摆设、人物,就勾通起来了,变成一个整体,感觉很“满”。我想起贾樟柯的电影里,环境中很多细节,其实是用镜头调动起来的,是感官上的东西,但杨德昌不是,杨德昌很平缓,那些细枝末节的东西,是靠剧本调动起来的,是文学上的东西。

因为像戏,倒是能欣赏起表演来,顾宝明被红鱼抢白了一通,突然打个嗝,太好玩了,真像戏。

看的是未修复的版本,将来修复了,还要再看一遍,牯岭街的色彩偏黄,恐怖分子的色彩偏绿,这部麻将,看起来是白色的。

 5 ) 杨德昌的暴力与鲜血

当提到台湾电影,杨德昌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名字。在理性思考这一点上,没有哪一个导演比杨德昌发挥得更极致。
《麻将》里红鱼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每个人都在等着别人告诉他该怎么做他就跟着怎么做,你只要很有信心地告诉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会感激你。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怕自己做错事情怪自己,他们宁愿到时候骂别人骗了他们,也不愿意怪自己。”《独立时代》里每个人都在表达观点,“中国人最讲一个情字,钱是投资,情也是投资,友谊就是长期投资,亲情就是族产,爱情,就是高风险、高效率的投资。”甚至在《一一》里,年仅8岁的洋洋,最后也说出一大段老成得与年龄不符的话:“我也老了”。
古希腊人写信常用一种隐形墨水,不在信上撒些碳粉,就看不到隐藏在字里行间的信息。看杨德昌的电影同样如此,如果你找到了“碳粉”,撒在他的电影里,你会发现,无论是《海滩的一天》里遭丈夫背叛的中年妇女,还是《独立时代》里出版失败的落魄作家,还是《一一》里每日重复着同样的事情的中年男人,他们身份各不相同,然而他们背后,有着被隐藏起来的一个人——杨德昌。他们的困惑,就是杨德昌的困惑;他们的哲思,就是杨德昌的哲思。杨德昌,几乎借了他镜头下所有人之口,表达观点,批判社会。
借人物之口,对于杨德昌来说,远远不够,他还用过场字幕,《独立时代》开宗明义:“台北用短短二十年时间,变成世界上最有钱的都市。” 生怕观众不明白他要开始解剖台北社会。在杨德昌的电影里,“导演”也成为了一个角色,导演本人也参与了剧情,足见杨德昌有多么焦虑与激愤。
愤慨,焦虑,锋利,杨德昌因此被称为“台湾社会的手术刀”。刀,注定要见血的。激愤的情绪,需要一个宣泄口。杨德昌多次在电影的最后来一场流血事件,不躲躲闪闪的,不知识分子的,真正动刀动枪硬碰硬的。杨德昌是儒者,是知识分子,他能说,甚至有些唠叨。但是,他也有足够的情绪与气概,表现鲜血横流的暴力。

一 少年血

“我知道少年血是粘稠而富有文学意味的,我知道少年血在混乱无序的年月里如何流淌,凡是流淌的事物必有它的轨迹。”——苏童

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在一个叫眷村的地方,栖居着来自四方的带着不同乡音的“外省人”。因为无根,加上热血方刚、暴烈乖戾,眷村的少年们是危险的代名词。在这片土地上,少年血是廉价的,在市井街头肆意流淌。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正是发生在眷村的土地上。单看片名,很难猜出这是关于一个乖巧少年杀死自己心爱女孩的故事。影片长达4小时,不止一次面对鲜血,比如两个帮派在夜色中的斗殴,比如哈尼的死,比如台南帮的报仇之夜。最沉重的,最浓墨重彩的,还是要数影片最后的少女之死。
影片的最后,在灯暖如橘的街头,少年等着心爱的少女。少女很快发现了他手中的短刀,少女从斥责到转身要走,少年从挽留到失去理智,这些都被安排在一个长镜头里。而这个精巧的长镜头,结束在少年一刀又一刀捅进少女身体上。之后便是一个静止的全景镜头,少年的白衣上,染上了刺目的红,那是少女的血。他看着倒地的少女,似乎有点难以置信,一句一句地喊她“站起来啊”,街上有行人向他们投去诧异的目光。镜头久久不动,杨德昌让观众,也成为了街头行人,远远地目睹了这一幕,血淋淋的一次杀人事件。
 杨德昌以将近4个小时的铺垫,让最乖的少年最后挥出最决绝的刀,让最不可能变坏的少年最后走上最无可挽回的路。“要改变我?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你以为你是谁?”少女死前的一番话,直接为这次杀人事件作了注脚。与牯岭街其他不良少年不同的是,小四不仅不愿自甘堕落,他还想“改变”其他人,尤其是心爱的小明。小四用短刀对准的,正是眼前不可改变的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捅进少女身体里的刀,曾经是一个日本女人用来自杀的。杨德昌在片中镶入了这则题外故事,使之成为一个谶语,化作影片的深沉底色。日本女人之死,少女之死,使影片散发着难以言喻的凄美气息。

二 红色成人礼

《麻将》讲了四个小骗子的故事。领头的叫红鱼,不过十八九岁的年纪,却相当老成,他的骗人理论一套一套,听得人云里雾里,一下子被他迷倒骗去。红鱼无疑是自信的,调兵遣将,八面玲珑,设下一个个骗局,把别人骗得五迷三道。在四人组里,他是中心人物,灵魂人物,像一个窥探到父母房间秘密的小孩,他早早接触并学会了成人的一招一式。
他父亲以前行骗是为了赚钱,红鱼自己呢,每日精心布下骗局,是为了什么?在我看来,是为了证明。证明自己长大了,证明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此父亲的自杀,对于红鱼来说是致命的,他以为自己长大了,他以为自己知道自己要什么,他以为自己洞识别人的想法,他以为自己可以掌控这个社会,他以为的一切,被父亲的死否定了。
于是《麻将》的结尾有一场赤裸裸血淋淋的暴力戏,红鱼一枪又一枪地朝老邱开枪。老邱多么无辜,他既不是绑架过纶纶的黑帮老大,又不是曾经骗过父亲的Angela,死得太没有道理了。红鱼那一刻需要的不是一个正确的报仇对象,而是一个宣泄口,他心中信仰彻底崩溃后,急需一个宣泄口。一枪又一枪,砰,砰,砰,比《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更鲜血淋漓。
是的,在我看来,红鱼在杀人的时候才真正长大了。这是个红色的成人礼,他认识到自己的幼稚无知,开始接触到更庞大的未知世界。这个世界复杂危险,光怪陆离,你算计我,我欺骗你,永远都有机关算尽的Angela们,残忍凶暴的黑帮老大们,老奸巨猾的老邱们;马特拉这样纯洁的女孩少之又少,而红鱼自己居然还打算拐骗她去卖淫。
不安、羞愧、困惑、恐惧、亢奋,这些情绪向他涌来,冲击着他,他无可控制地打出一枪又一枪,发泄自我。当然,他在宣泄自我的同时毁灭自我,最悲壮莫过于此。
《麻将》发生在台北,在新世纪最有钱的都市里。杨德昌想告诉观众的是,即使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台北并不比一九六零年的眷村更文明:这个大都市里,每日都有拐骗,卖淫,斗殴,仇恨,绑架,杀人。杨德昌展示了一个没有秩序的社会,因此他用暴力与血,来代替秩序。

三 恐怖中年

如果说少年血是鲜红刺目的,那么人到中年,流出来的血想必是暗红的。少年人张扬冲动,鲜血也流淌得激越;中年人的血,则浓浊得化不开。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讲述了少年,《恐怖分子》则探讨了中年。少年人不必为“生活”劳神,他们只需考虑“传奇”或“故事”;中年人则相反。与少年人普遍的冲动狂热不同,中年人早已把冲动欲望压抑在心里,为生活而营营役役,成为一个被动软弱、苟且偷安的庞大群体。而那些蠢蠢欲动的,就是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里谁是恐怖分子?是片头那桩悬而未决的案件的主谋,还是带着小刺刀四处捅人、打恶作剧电话作乐的少女淑安,还是不甘过平凡生活、梦想成为作家的中年女人周郁芳?或者是,因渴望升职而不惜出卖朋友、因想挽回始终不爱自己的妻子而铤而走险的中年男人李立中?
《恐怖分子》是有两个结局的,一个是李立中杀死了上司和情夫,一个是李立中孤零零地自绝于肮脏的厕所里,鲜血滴滴答答流淌。
另一种观点是,结局只有一个,所谓的第一个结局,只不过是梦。而我却更愿意相信,这是导演提供的两个版本的结局,前一个之所以处理成“梦境”,那是因为现实中不可能出现,而导演暗地里希望它发生。此片中有一个小细节,淑安和摄影师在暗房里打赌屋外是白天还是夜晚,一拉窗帘,是黄昏,二人齐声说:你输了。就像黄昏的暧昧不明一样,这一场杀人事件的对错真假也显得难分难解。
这让我想起金基德的《撒玛利亚女孩》的结尾,杀了人的父亲,将做妓女的女儿亲手掐死在怀里。然而镜头一跳,观众发现这只是一场梦,最终的画面是父亲自首,女儿踉踉跄跄地开着车跟在后面。
同样是用一场梦,将影片呈现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结局。不同的是,金基德尚且提供了一个还算光明、还算有希望的尾巴,而杨德昌,无论是哪一个结局,都注定有人受到伤害。这一个复杂沉重的故事,要有鲜血作为收尾。这就是影片的“恐怖”之处——死亡成了唯一出路,流血成了必然事件。



《独立时代》的英文片名为A Confucian Confusion,即“儒者的困惑”,杨德昌本人,正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儒者。影片里的暴力流血事件,体现了儒者杨德昌逼人的血气。
正面暴力,又不止于暴力。杨德昌表现暴力,不是为了刺激或者增加可看性的,与他一贯的理性思考一样,暴力已然超越于暴力,有着导演更深层的意义。在影片中,杀人者往往都不是真正的恶人,相反,杀人者正是需要关怀的弱者,比如眷村少年小四,比如得不到父爱的红鱼,比如正值中年危机的李立中,“杀人”这一举动,是他们内心愤懑的悲情释放。是什么让他们如此愤怒,不惜杀人?杨德昌的解释是——社会。
谈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创作时,杨德昌说:“对我来讲最有趣的反而不是茅武的生平或他为什么杀人,而是那个环境很可能发生这种事,我的出发点基本上还是那段时间,它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非常重要。我们这一代在那个时候念初中,命中注定到现在就是社会中流砥柱,五十年的环境也许会增强你的个性,也许会削弱你的志气,那个年代有很多线索可以让我们看清楚现在这个时代,这是我做这个片子的最大动力。”从被称为前传的60年代,到新台北时期,杨德昌对于现世社会,一直抱着比其他台湾导演更悲观的态度。即使经过二三十年发展,台北业已五光十色繁华热闹,而他的目光总会投向暗流涌动的那一面,他看到了社会怪诞荒唐、病入膏肓的那一面。杀人,是一种反抗的行为,是不肯同流的行为,尽管这种行为未必合法。在无序的社会中,或者说混乱已经代替了秩序的社会中,杨德昌选择了不合法的暴力行为,他对这个社会的愤怒与怨恨,在电影里化作了真刀实枪,一枪又一枪,对这个社会进行射杀;一刀又一刀,捅进这个社会的心脏。
现世社会如此光怪陆离,像一道难题,横亘在所有人面前。有人视而不见,有人避而不谈,更有甚者选择同流合污。“结尾处的暴力流血事件”,则是一种杨德昌式的解题方法。作为一个有血性的知识分子,他看清了社会,却不肯视而不见,他选择用最决绝、最激烈的、最不知识分子的方式去敲响警钟。

 6 ) 麻将:都市中的物欲符号

麻将是一种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思维的游戏。四人游戏,彼此猜测其他人手中的牌,虽然有很大的运气成分,但是通过算计牌面差的人却不一定会输,麻将的乐趣也就在于此。影片中四个男主角像是四个打麻将的人,他们互相依赖,却又彼此猜忌。其实电影中出现的所有角色都是人生牌局中的游戏者,是都市中的一个物欲符号,拼命索取,却又不付出真诚。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每个人都在等别人告诉他。世上的人只有两种:傻子和骗子。红鱼在影片中反复陈述的观点不见得是他自己的,导演在借他向世人宣告每个人成长都是被洗脑般的社会化过程。虽然形式感很强,导演几乎用说教般的口吻将耳光打在每一个观影人的脸上。 《麻将》是杨德昌作品中评价最差的,有人批评剧情生硬,太过说教,而且故作温情的结尾。这又是第一部将台北视作国际化大都市,并且大量使用外语对白的台湾电影。这些我都知道,所以我既不会对它大加赞赏,也不会抨击。但如果要我推荐几部台湾电影,这部片还是能够排到前几名。我爱它的不完美,而且在成长中看一部有点血淋淋的电影是有好处的。说它血淋淋是很有依据的,不信你自己去看看。 如果说侯孝贤最擅长乡土题材,杨德昌显然要更加适合城市,《独立时代》、《麻将》到集大成之作《一一》,无一不是在描写都市生活中人的处境。他对儒家文化和现代生活的深刻洞察让人总在赞叹后涌上一些无奈。

 7 ) 马特拉?哦,马特拉,被操的马特拉

   91年的《牯岭街杀人事件》让世界认识了杨德昌,也引发了电影舆论界对于台湾新电影潮流的深一轮结构性评价,杨德昌本人确实可谓是华语圈中不可多得的电影悍将。杨的风格,就是在最大程度上做到以小见大,以近及远,以小型的人物种群表现一整个时代台湾社会的共性,从思想、情怀与关注方面达到一种史诗级大作的水准。96年的这部《麻将》,虽无法达到神作的高度,但其绝对可以称作是杨德昌风格的再演绎再发展之作,可谓是杨氏风格完全成熟的代表作。因此,没看过《牯》,你不能说自己看过杨德昌,没看过《麻》,你不能说自己了解杨德昌。
  我丝毫不打算浪费口舌解读该片在视听语言方面的一切元素,因为杨德昌的片子在视听方面的东西早已被人嚼的稀烂,炒冷饭丝毫没有半点意思。而杨的片子总是会涉猎社会多领域的方方面面,展开全面论述,没等说出个所以然绝对就会把我的头先搞炸。然而,马特拉,这个人,或者更进一步说是这个概念,是个挺有意思的东西。拿她与它说事,会成为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
  马特拉,在该片中是一位千里迢迢从法国来到台湾,起先是为了找她曾经的男朋友,后来就开始无厘头生活的20岁出头身无分文的法国女孩。马特拉并不是其真名,而是红鱼与仑仑给她取的不伦不类中文名。这个法国女孩美丽,青春,勇敢,并且似乎很重感情,为一个颇为混账的白佬不惜从法国只身跑到人生地不熟的台湾,这样的女孩,可以说是无数男人梦寐以求的伴侣。所以,马特拉成为该片中最惹人喜爱的角色,这一点似乎毋庸置疑。但是,本人必须表明一个态度,就我看来真实的马特拉是一个反复被操的角色,且不论她是一个有多任性的女人(身无分文不计后果地跑到台湾),就所谓操守来看,或许也并不值钱,她自己说过,为了生活,做什么都无所谓(虽然她最终跑了没干妓女这行)。她夹杂着前后两个男人,白佬,仑仑,在二者间反复不定,总是乖张且歇斯底里,虽最后看似归属了仑仑,在蓝色的环境光中二人忘我地亲吻,仿佛是导演安排的最终救赎,可我们不要忘记,马特拉与两个男人,两个代表不同文化背景,地域差异的男人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最根本的是靠性与“寄生”来维持,于是在片中马特拉与二男人间的深度交流戏,无不伴随着睡觉,打炮,半裸,亲吻,抚摸,吃饭,抽烟进行。那么对于这种关系,我们几乎不可能给予太过乐观的期待,甚至可以说,马特拉会在不久以后又被别人操,管他是谁,只要提供更好的生存机会。这就是一位真实的马特拉。当然,有人会说,干,你这根老逼,你凭什么这么绝对?那就让我再挑明得具体点。还记得那位靠着做鸡发了家的白姐不,白姐与马特拉在片中只见过唯一的一面,但白姐却对小马一见如故,感叹小马真像十年前的她,并且还给了她几张名片,有问题来找她。白姐到底看上小马的哪样,难道是她为了爱的义无反顾?显然不是这样。白姐十年前为了20美刀就可以劈腿,花20美刀就可以操她操得天昏地暗,为了生活这女人放下一切尊严、人格、原则,寡廉鲜耻,敢说敢干,在被操中逐渐跻身上位,竟成了一个成功者的范例。无原则,敢干事,在异地他乡求生存的心理,是马特拉与白姐最为相似的连接点,后来剧情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些事实。这三个关键词,也就成了解读马特拉的切入点。
  马特拉不仅仅是个女人的称号,从更深层次上说,是一个概念。白佬这个混账在片中颇为意味深长的谈起过,马特拉是台湾岛民一种共有的心理期待。这种心理期待,就是对于个人生存空间,生存地位的支配,直白的说,骗钱,打炮,搞到更加上位的社会地位,管他是用什么样不择手段的途径,这本身就是一种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价值取向。OK,那些类似于白佬,还有那位曾经靠着做鸡发了家的白姐的老外们纷纷跑到台湾发展,无外乎就是希望在一个市场与价值极其混乱的初级资本主义社会分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杯羹,打廉价的炮,赚容易骗的钱,尽可能支配可能范围内的一切资源,且不计任何后果。毫无疑问他们或多或少都成功了,然后则带有着他们白人祖先征服东方市场的优越心理,在公共场所大放人种优越论。白佬说,19世纪是帝国主义的黄金期,现在马上就要到21世纪,同样又是帝国主义的黄金期,台湾将会变成世界的中心之一,只要马特拉这种价值取向仍是广大岛民的追求。这是活脱脱的后殖民主义言论,更是活脱脱的现实。因为马特拉的自身属性,决定了它就是一个寄生的概念,一个被操的概念,在各种被操中发芽,成长,逐渐获得一定的既得利益,然后反过来,从被操的对象成为操的主体,操的比以前还要来得凶猛。纵观片中的所有人物,谁不是渴望着去操马特拉的角色,即使本身被操得一塌糊涂。最明显的莫过于一向演另类角色的张震,操过这么多女人,结果最终却被三位占有上位资源的女BOSS操得一塌糊涂,以至于丧失自我,不知后事如何。这里小小八卦一下,他的外号叫做“香港”,这片是在96年杀青的,从杨德昌的导演视角出发,那三个女BOSS究竟代表了近现代史上钳制香港的哪三股势力,稍微明白历史的人估计很快就有了答案。在杨德昌眼中,香港的命运似乎比台湾更为多舛,被操得更加无奈,马特拉的程度更为彻底。而反省了马特拉,妄图超越马特拉,其结果可能是血淋淋的,红鱼的老爸骗了一辈子后自杀,红鱼在幡然悔悟之后行凶杀人就是明显的例子。在操与被操之后,他们最终渴望一场反叛,可惜在社会的洪流价值面前是如此的无力,最终只能靠自杀与杀戮来完成对于自我的救赎,这样的结局当然是悲催的。联系大陆,何尝不是如此,整个华语圈何尝不是如此,只怕比台湾岛来得更加血淋淋,更加无原则,更加被操的不亦乐乎。推己及人,以小见大,从台湾本岛推广到整个泛华语圈,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时代的诟病,杨德昌的厉害之处莫过于此。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骗人的人,一种是被骗的人,红鱼曾不止一次地对此津津乐道过。其实稍作修改,这话就更有意味,这世界上无外乎两种人,一种是马特拉,一种是操马特拉的人,而夹在这二者间那一道鸿沟中的人群,则是一群自以为是却又被操的体无完肤的四不像。
  
    




    

 短评

彼时的台北,跟二十年后的北京、上海,倒还真是挺像的。失落的洋人,跑到东方来混生活,这里钱好赚,人好骗,妹子好泡,而且“都说英语”。而当地的小青年,无所事事,得过且过。杨德昌的讽刺,并未过时。

7分钟前
  • 扭腰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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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将,棋牌游戏之最,陷阱与猜忌遍地,桌上人皆算计,算计出牌算计时机算计眼神,技法厉害之人苦心设局,以不显声色之气改风换水,赚个盆满钵满;未料山不转水转,露怯之后全盘皆输,更何况摸爬滚打下自尊与骄傲的驱使,心动见身动。人生也不过麻将一桌,胡了输了推翻重来,只是从未见他哭得如此透彻。

10分钟前
  • ChrisKi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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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杨不是闷片王。。。真的。。。十分欣赏此片,节奏相当好嘛。。。

11分钟前
  • lisa|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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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红鱼失控杀死那个看似风光的中年人,他也没有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他深信着父亲教给他的道理,从未寻找过便认定想要的东西不存在,所以他没有任何机会品尝他那荒乱的青春。但是纶纶懂得,他的那个吻也懂得。

13分钟前
  • 后自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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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傻子和骗子,世界上还有一种人,叫做年轻人

18分钟前
  •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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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头没有人知道自己要什么,那么多人每天看电视看八卦杂志看畅销书看广告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想听别人告诉他怎么过日子。」混混少年,黑道社会,市井台北,“麻将”并未贯穿但杨德昌剖析的城市与时代真实、透彻且泛着颗粒。张震柯宇纶王启赞从牯岭街走向台北,不变的是“世界是不会被你改变的”。

23分钟前
  • KitajimaJun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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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将一名真是绝了,尔虞我诈,精明算计,四个叛逆少年便是一桌麻将,牌局不结束,永远不会知道下一次获胜的是谁。曾经的富商也不过自杀,红鱼最后的崩溃与迷失不也是自我的毁灭?傻子和骗子,风水轮流转,终究还是动感情获得了导演的肯定。剧情残酷,结尾阳光。

26分钟前
  • m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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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杨德昌的时候,好像甚少提及他作品里的cynicism。《恐怖份子》结尾处女主角的疑似孕吐和蔡琴温婉的乞求歌声都展现了他的恶毒讽刺。《麻将》则是他cynicism的集中体现。影片几乎是法斯宾德主题的台北化:经济腾飞的年代,爱情都是可以资本化的,可以被当作博弈的筹码。最终攻心计的反被整,真正的青年爱情居然获得了成功,这把狗粮大概是杨的一厢情愿。影片的戏肉都在红鱼身上,只可惜唐从圣实在太过油腔滑调,吵吵闹闹间喜剧和悲剧都泯灭了。

29分钟前
  • brennteisk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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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半段的剪辑有点儿失控了 加上杨一贯掩饰不住的主题大表白让我有些发囧外其他都还不错 注意到了剧情上细小的漏洞和道具服装的有欠 人物里香港和红鱼都塑造得蛮精彩 尤其是两人后来的幻灭和干哭 两老外就操纵得有些生硬廖...完全汉化掉的思维有些失真....线芜杂点儿不要紧 忌讳

30分钟前
  • me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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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到底要什么啊 你要害谁就让他动感情 。。。红鱼的说话句句经典哇咔咔 很真实的黑色喜剧 可惜后半段急了最后还是个莫名其妙的爱情结尾 我去

33分钟前
  • 琧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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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看杨德昌的片子,才知道宝岛人民骂人的语言跟我们差不多

36分钟前
  • 🌞娘卷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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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90年代就是大陆的现在,没有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除了拼命地挣钱,丢掉感情。外国人在台北,这是拍的最好的。杨德昌准确地拿捏到了台湾时代的脉搏,我们没有。

37分钟前
  • 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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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昌总是这么说教,偶尔很罗嗦,但是总是这么令人深省。他就是一个看透中国都市人情的大智慧者,洞彻人性,一针见血。【麻将】,好题!国人一生唯算计,费尽心思算计别人又被别人算计,哪怕到死,也不知道这辈子到底要什么。8.6

41分钟前
  • 巴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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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将这样的“国粹”,在这里被赋予的意义是群体的万恶。教别人“害人就要害他动感情”、教别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要什么,每个人都在等别人告诉他,他要什么”、教别人“亲嘴不吉利”的三人,最后都崩溃了。唯有善一人笑到了最后。寒冷到骨髓。

43分钟前
  • 大灰狼的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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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他们就等着别人来告诉他们,所以,只要你用很诚恳的态度告诉他,他想要什么就对了。因为没有人愿意在失败的时候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宁愿自己是上当被别人骗

48分钟前
  • 城南草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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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麽。他们就等着别人来告诉他们,所以,只要你用很诚恳的态度告诉他,他想要什麽就对了。知道为什麽吗?因为没有人愿意在失败的时候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宁愿自己是上当被别人骗而责怪别人,也不愿来骂自己……”看完胸口好闷,泪眼婆娑。

51分钟前
  • 有心打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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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后悔那么晚才看杨德昌。感觉侯孝贤是诗人和散文家,李安呢,是雅俗共赏的小说家,那么,杨德昌则首先是思想家,然而,他还是散文家、诗人和小说家。

56分钟前
  • 曾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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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昌的电影讲中国人的人性,入木三分。这部电影里杨德昌要说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他们就等着别人来告诉他们。富商儿子红鱼的角色真是亮点百出精彩万分。相比之下香港(张震)只剩下帅气和身材,倒是哭得可笑。伦伦只剩最后略狗血的结局。俩外国人形象比较失败,性格太中国化

1小时前
  • 汪金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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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看一遍,华丽五星!杨是讲人话的,就这一点就超过国内那些大导演,包括最近的贾樟柯。他的故事结构再精巧,也经得起你问“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做”,电影可以被推敲到这一步,真是逼人捂胸口。与其说他透彻,不如说他诚实,抛在尘世的同时把内心保护得很好,他没有怨气,因为任何批评都是自我批评。

1小时前
  •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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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ginie Ledoyen长得有点像Natalie Portman

1小时前
  • 私享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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