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从

  这是一部低成本的电影，电影故事开始有点单调和不合理，随着剧情的发展，故事开始步入轨道，于是越发地阴暗。然而总体来说剧本本身很具有启发性。
  从开始看了二十分钟基本上把这部片归类为心理片。演绎了心理学中的权威效应等一系列的心理学现象。电话一头通过话语确立了对sandra等人的权威形象从而实现了接下来的一系列故事。当人在忙乱中的时候，人的控制型思维能力降低，从而更容易产生自动的服从现象电另一头通过诱导性的语言逐渐探知了各人的情况并且在他们心理上树立了权威的形象，从而为他们的盲目服从提供了条件。电话另一头的几个人虽然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是人都有一个自我合理化的过程，他们自动的为自己找了一个推脱的心理安慰：我只不过是在做一个警官叫我做的事情，我不是故意的。于是就产生了逐渐接收了电话中的指使的一幕幕，最后导致了犯罪事实的产生。
  从里头也可以看到，妇女，醉酒的人这样控制型思维较薄弱的人容易接受各种语言诱导而服从权威，而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比较不容易服从权威。这是一部深刻的心理片。剧本中时时刻刻都体现出了心理学的痕迹和对人性的探讨，剧本中电话中罪犯的语言中也体现出了一些刑讯审问的诱导问题和心理暗示手法。综合来说是一个有水平的剧本，值得推荐。

第一次接到法院传票的电话时，我一身冷汗。
尽管有“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的老古语在先，但仍敌不过我心里对“法院传票”这四个字的敬畏，脑海中的搜索引擎马上启动，找寻最近的所作所为是否有和“法院传票”沾边的事儿。
一件没有。
倒是想起了最近新闻中报导的新出现的几种诈骗案，其中一种就是利用电话诈骗，手段林林总总，方法拐弯抹角，结果总逃脱不了一句话：把钱汇到指定账户，一切方可息事宁人。不过，这些手段和方法中尚未提及“法院传票”，想必诈骗分子还不敢胆大妄为到“太岁爷上动土”的地步，（事实证明了，永远不要低估了诈骗分子的想象力）。所以当时我还是琢磨了半天，现在想起来自然可笑，就像《服从》这部影片中的那些受害者一样可笑。

如同任何一起事后分析起来竟毫无技术含量的骗局一样，《服从》的故事总让观众为剧中人物的智商着急。一个忙碌的周末，快餐店的值班经理桑德拉突然接到警方电话，声称她的一名女店员贝基偷了顾客的钱包，顾客跑到警察局报案，因为警察局现在人手比较紧张，这位名叫丹尼尔斯的警察在电话中就命令桑德拉协助办案。首先要把贝基控制住，接着丹尼尔斯指导桑德拉对贝基搜身，此后的故事越来越离奇，就一个智商正常的人来说，甚至有些荒唐。实际上，许多诈骗事后想起来都非常的幼稚，就连受害者自己也不相信，这么幼稚的骗局，自己怎么就入局了？最终也只能用“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来解释。
其实，《服从》的重点并不在于骗局本身，因为这场骗局太拙劣，有经验的观众在一开始便能猜到骗局中的关键要素，那个警察是假的。有些观众据此便认为，故事不可信，尽管影片开头已经声明：故事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甚至在结尾，导演还用具体数字来增加这一声明的可信度，相必导演在拍摄过程中潜意识里也认为这场骗局着实不怎么高明，所以才一再二二再三的用“真事改编”来消解观众对剧情的排斥。

那么，这场拙劣的骗局如何起作用的？
骗子声称自己是警察，并煞有介事的以协助警察办案为理由指导受害者的行为，或许正是骗局得以成功的关键的因素。其中不乏反映了人们对于权力的迷思。
上世纪六十年代，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进行了一系列著名的实验，来探讨人们对于权力的反应。他找了40名来自不同职业的市民作为受试者，参加一项名为“惩罚对学生学习影响”的研究。受试者充当“教师”，在实验者（斯坦利及其助手）的指令下，当“学生”在学习中出现错误时，受试者便对“学生”施加强度和痛苦程度不断增加的电击。尽管学生以各种形式反抗，有26名受试者在实验者的命令下，坚持到最后，对“学生”施加了最强程度的电击。后来，斯坦利又改变实验要素，做了19个独立实验，对象多达1000人，这些实验的设计与结果震惊了全球心理学界，引起了人们对权力、个人道德以及自由意志三者关系的谈论。世界各地的许多心理学家在不同时期又重新做了这次实验，以期“时间性”和“地域性”这两个变量的引入能改变斯坦利的实验结果，然而他们的期望落空了，实验结果和斯坦利的基本吻合，这无疑说明了，对权力的盲从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的天性，不分时间和地域。
《服从》实际上就是斯坦利实验的电影版，它以故事的形式阐述了人们对于权力的盲从。在这个故事中，冒名警察充当了实验操作者的角色，值班经理（及其未婚夫）充当了受试者的角色，而可怜的女店员充当了“学生”的角色，不断反抗，却遭到越来越强的“电击”。值班经理在快餐店这个小团体里尽管原本就有点小权力，平时还算平易近人，但自从受到“警察”电话这个更大权力的指导，观众可以看到她的权力慢慢得到加强，最终其身份已经因权力关系而与警察认同了，仿佛自己也穿上了警服。

看到这里，人们不免会想到另一个更为著名的心理学实验：“斯坦福监狱”，又名“路西法效应”。就在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实验十年之后的1971年，斯坦利中学时代的好友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领导了一个研究小组，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地下室的模拟监狱内，进行的一项关于人“类对囚禁的反应”以及“囚禁对监狱中的权威和被监管者行为影响”的心理学研究。研究小组从70名应征者中选出24名实验者（他们都是美国大学生），随机抽出12名，让他们饰演监狱的看守，余下的12名饰演囚犯。第一天，大家还相安无事，但“囚犯”第二天便发起了一场暴动，撕掉囚服上的编号、拒绝服从命令、取笑看守。津巴多要求看守们采取措施控制住局面，最终，看守们采取的措施包括强迫囚犯做俯卧撑、脱光衣服，拿走饭菜、枕头、毯子和床、让囚犯空手清洗马桶，关禁闭等，然而，局面还是完全失控。第六天，在津巴多的同事克里斯丁的道德质疑下，实验不得不停止。2001年的德国电影《死亡实验》就是以此为蓝本改编而成，2010年，好莱坞又进行了翻拍。
《服从》中，冒名警察让值班经理找人看管贝基，因店里的工作人员很忙，值班经理找来自己的未婚夫伊万来看管。在快餐店的仓库里，伊万和贝基基本上重演了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尽管伊万没有穿警服，贝基也没有穿囚服，但是，警察的电话赐予了伊万一套无形的警服。对于剧情外的观众来讲，这套警服因警察的冒名而显得荒诞不经。但剧中人物对此却深信不疑，所以才令贝基的对自己囚犯角色无能为力，只能任人宰割。

如果冒名者冒名的不是警察，故事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结局。正因为是警察，一个权力机构的象征，才使得人们丧失了最基本的自我反思的能力。何以在权力面前，人们会如此的盲目服从？斯坦利的实验证明了这或许潜藏在人的本性内。这种本性可能部分的源于生物学，而更多的可能是基于社会学，或许是在人类的演化过程中，已经通过种种的惩罚手段（就像影片中伊万奉警察之命对贝基的惩罚一样），把“对权力的服从”内化到种族的基因里去了。这是意识形态最成功的，然而也是最可怕的结果，人如果丧失了对权力的反思，便只能“我为鱼肉，人为刀俎”。
此时，批评的意义便体现出来。
因为，批评首先需要反思和质疑。
《服从》的结尾，出于道德的责问，伊万不想再看管贝基，值班经理只好请另外一个员工哈罗德来看管。冒名警察又要像指挥其他人一样指挥哈罗德，哈罗德只说了一个词：“为什么？”。虽然只有一个词，但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词的重量，它彻底改变了《服从》的剧情，如果这个词提出的更早一切，这场悲剧就不会发生。其实，剧中也有人有机会提出这个词，但是在强大的权力面前，他们欲言又止。之所以被哈罗德提出，并不只是因为哈罗德有自己的道德底线——当警察在电话中要指挥他脱掉贝基的衣服，检查是否有被盗的东西时，哈罗德说：“我不认为看女士这么裸着是一件得体的事”，这样的道德底线，剧中每个人都有，为什么那些人就轻易的按警察的命令脱掉贝基的衣服，尽管他们内心也曾犹豫不绝？
在权力面前，很多人容易丧失自我，或许是出于对权力的过度信任，或许是出于权力的淫威，自我的丧失使道德底线也随之坍塌，而哈罗德却没有这样，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一种权利——对权力的质疑和批评，尽管这并不容易。然而，正如E•B•怀特在《镇民会议》一文中所说：“人们为权利而奋争，毕竟是件好事，否则，时间会像老鼠一样，一点点的吞噬掉这些权利。”

对影片内容不想评价了。

我只是想对那些认为“这种事根本不可能发生、相信这事的都是SB吗？、美国人民智商捉急”的那些人说：也许你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但这种事情确实在你我身边发生。

就好像我们中国的电话诈骗，说你非法洗钱，得把你银行卡里的钱都转到”公安局的安全账户“；说你的家人被撞了/受伤了，需要你给医院汇款等等。。。

虽然我们这边发生的案子基本都是以被害人的金钱为目的，而不是像片中导致了被害人受到性侵。可是这些案件的性质是完全一样的。这不在于被害人的智商高低，而是一些其他的东西，引用一位豆友对此片的解释：人性的丑和面对来自强大权利下的压力承受能力。

所以，请那些自认为智/情商极高的观众，请嘴下留德。也许下一个被骗的就是你周围的人。

随意的翻看了一下豆瓣上关于这部影片的影片，大部分人都纠结于这个故事有多大的意义，或者反应了多少人性问题。这篇文章主要回答这个故事有多大意义，至于那些热衷于讨论反应多少“人性”问题的部分，大部分是为了炫耀逼格的喋喋不休。

影片片尾指出故事源于真实案例，并且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全美各地大约发生了70多起类似案件。但这样的样本大小似乎仍不能说明问题：大部分人可能仍然认为在这样的问题面前势必会扮演年迈卡车司机一样的角色。毅然拒绝“警察”“不合体”的要求，从而引发了对于故事意义的怀疑。

为了说清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米尔格兰姆著名的“电击实验”。以下部分文段来自百度百科。

电击实验（Milgram experiment），又称权力服从研究（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这个实验本意在验证关于参与对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分子可能是出于单纯的对权威的服从的假设，但实验最终却得到了轰动当时心理学界的结果。

1961年，米尔格兰姆的实验小组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并寄出许多广告信，招募参与者前来耶鲁大学协助实验。实验地点选在大学的老旧校区中的一间地下室，地下室有两个以墙壁隔开的房间。广告上说明实验将进行约一小时，报酬是$4.50美元（大约为2006年的$20美元）。参与者年龄从20岁至50岁不等，包含各种教育背景，从小学毕业至博士学位都有。

实验小组告诉参与者，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的实验，并告诉参与者他将扮演“老师”的角色，以教导隔壁房间的另一位参与者——“学生”，然而学生事实上是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

实验小组告诉参与者，他被随机挑选为担任“老师”，并拿到了一张“答案卷”。实验小组并向他说明隔壁被挑选为“学生”的参与者也拿到了一张“题目卷”。但事实上两张纸都是“答案卷”，而所有真正的参与者都是担任“老师”。“老师”和“学生”分处不同房间，他们不能看到对方，但能隔着墙壁以声音互相沟通。有一位参与者甚至被事先告知隔壁参与者患有心脏疾病。

“老师”被给予一具据称从45伏特起跳的电击控制器，控制器连结至一具发电机，并被告知这具控制器能使隔壁的“学生”受到电击。“老师”所取得的答案卷上列出了一些搭配好的单字，而“老师”的任务便是教导隔壁的“学生”。老师会逐一朗读这些单字配对给学生听，朗读完毕后老师会开始考试，每个单字配对会念出四个单字选项让学生作答，学生会按下按钮以指出正确答案。如果学生答对了，老师会继续测验其他单字。如果学生答错了，老师会对学生施以电击，每逢作答错误，电击的伏特数也会随之提升。

参与者将相信，学生每次作答错误会真的遭到电击，但事实上并没有真的进行电击。在隔壁房间里，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学生打开录音机，录音机会搭配着发电机的动作而播放预先录制的尖叫声，随着电击伏特数提升也会有更为惊人的尖叫声。当伏特数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假冒的学生会开始敲打墙壁，而在敲打墙壁数次后则会开始抱怨他患有心脏疾病。接下来当伏特数继续提升一定程度后，学生将会突然保持沉默，停止作答、并停止尖叫和其他反应。

如果经过四次回复的怂恿后，参与者仍然希望停止，那实验便会停止。否则，实验将继续进行，直到参与者施加的惩罚电流提升至最大的450伏特并持续三次后，实验才会停止。

到这时许多参与者都表现出希望暂停实验以检查学生的状况。许多参与者在到达135伏特时暂停，并质疑这次实验的目的。一些人在获得了他们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的保证后继续测验。一些人则在听到学生尖叫声时有点紧张地笑了出来。

若是参与者表示想要停止实验时，实验人员会依以下顺序这样子回复他：

请继续。这个实验需要你继续进行，请继续。你继续进行是必要的。你没有选择，你必须继续。 如果经过四次回复的怂恿后，参与者仍然希望停止，那实验便会停止。否则，实验将继续进行，直到参与者施加的惩罚电流提升至最大的450伏特并持续三次后，实验才会停止。

在进行实验之前，米尔格拉姆曾对他的心理学家同事们做了预测实验结果的测验，他们全都认为只有少数几个人—10分之1甚至是只有1%，会狠下心来继续惩罚直到最大伏特数。

结果在米尔格拉姆的第一次实验中，百分之65（40人中超过27人）的参与者都达到了最大的450伏特惩罚—尽管他们都表现出不太舒服；每个人都在伏特数到达某种程度时暂停并质疑这项实验，一些人甚至说他们想退回实验的报酬。没有参与者在到达300伏特之前坚持停止。后来米尔格拉姆自己以及许多全世界的心理学家也做了类似或有所差异的实验，但都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为了证实这项实验，也有许多更改了架构的实验产生。

从这个实验中不难看出，出于对于”权威“（负责怂恿参与者的实验人员，依据实验设计，该实验人员身穿白色大褂）的顺从，65%左右的人都选择了不断电击。这样的结果甚至震惊了米尔格兰姆本人，引发了他对于人性的怀疑。而电影故事和这个实验的契合程度让我觉得已经无需再赘述。65%这个数据也充分说明了这个故事的意义：人群中的大多数在面临这样的情景的时候，都难以做出旁观者眼中正确的选择。

除此之外，还要说明的是电击实验中无论是拒绝电击还是持续电击的人都不具备理想化的人格特征。可能有人理所当然的认为拒绝电击的人应该是一副典型自由派精英的样子：吃有机食品，提倡环境保护，反对战争等等等等。而服从于权威的那部分则是典型的保守派：有坚定的信仰，反对堕胎更不用说同性婚姻。

而根据在21世纪初对当时实验参与者进行的一项采访中，一位拒绝电击的人在回答为什么要拒绝时首先提到的是”他的心脏受不了“，同时，他已经是一位参加过越战，反对环境保护主义，在石油公司担任高管的老人。而另一位在当时选择继续电击的受访者则在纽黑文地区的一所小学担任老师，是一名同性恋，和一名固定的同性恋人过着不追逐物质的平静生活。

他们均表示应为参与了这项实验而对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拒绝者更多的是对于自己拒绝行为的自豪，而服从者则在日后积极参加维护同性恋权益的运动，成为一个地区性的活跃分子。

所以，整个故事的意义绝不在于简单个案所反映出的人生悲喜，而是通过实例阐述了一个社会心理学派所坚持的观点：人类行为只有部分源于稳定的内在性格（人格），而绝大部分受外在力量决定（情境）。

看完电影，所有人都会觉得这快餐店里的人都好SB，一个个都法盲，一点正常的意识都没有。也有之前的评论说是司法制度过于强大。我并不认同他这几点。
影片中，店员多次表示不理解，这显然表明他们对于这事情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每次被那人说了几句话后继续执行他的命令，这是为何？显然，他们不想因为假如那是真警察而不执行命令而受到责，这可以说是由心理暗示决定的：假如是真警察，那么为了避免口实肯定要按照他命令执行。假如那不是真警察，店员们也清楚就算最后证明是假的也可以说成是“我也是受害者，只不过所受的是另一种形式而已”
所以说，导演可能想表现出，在现代社会很多人为了尽量避免麻烦而导致失去对事物最基本的判断能力这个问题

  有剧透，慎点。

  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一个陌生人伪装成警察来电，说女主偷了钱，女经理为什么没有质询对方的身份，就默认了女主的“罪行”！

  为什么？

  因为她嫉妒，这在影片前面在收银台的时候就显现出来了。她嫉妒女主年轻貌美，她嫉妒女主可以跟三个男孩暧昧，这种嫉妒心让她默认了女主是个坏女人，她接到电话的时候，潜意识已经认为女主是个会偷人东西的坏女人。

  她口口声声说自己公正严明，但已经对周围所有人交代了女主“她偷了钱，她哥哥贩卖毒品”这一子虚乌有的事情，她深信女主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她甚至对电话中那个人的指令严加执行：搜查手机钱包，脱衣搜身，甚至让她光着身子在厨房里，按照电话指令给她找了一个小哥来监视她。

  小哥看不下去走人了，她按照电话指令叫来了自己的未婚夫，她竟然丝毫不觉得叫一个男人来监视一个不着寸缕的女主有丝毫不妥。影片三分之二阶段，女主对女经理说“桑德拉，能帮帮我吗”，女经理已然成了执法者，用命令的口气呵斥女主不能叫她名字，让她坐下，前后转变堪称可怕。

  女经理的未婚夫更是一个听风就是雨的人，常年喝酒，脑袋昏昏沉沉。表面上他是按照电话指令做的，事实上他内心根本没有觉得不对，他根本就是愿意的！现实中常有这种人，他没有权利的时候是个无能屌丝，但有人赋予他犯罪的权利的时候，他什么坏事儿都做得出来，并且不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因为这是别人的命令，他做的时候内心毫无罪恶感！

  打电话的“警察”是加害者，女经理和她的未婚夫是帮凶！

  人性之罪恶。


  小哥是女主的朋友，也是女主哥哥的朋友，他自认为是她朋友，但电话里这位“警察”说她偷钱贩毒的时候他言语上说着“喔不可能”，却并不加以施救，只是推掉了监视她的事情，出去店里继续做事，尽管他后来询问朋友知道金发女孩的哥哥甚至不在市里这个事实（说明女主哥哥不可能贩毒），他却听从了同事的建议“不和警察扯上关系”，毫无作为。

  他和同事们都是见死不救的路人！

  人性之冷漠。

  赶来救援的警察后面问到女主，“你为什么不拒绝”，女主回答“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必须得做”，为什么？因为电话那边的“警察”口气如此真实，蛮横，不容置疑，周围人的不信任，对她进行的侵犯，让她心寒。她从一开始的否认，到最后的麻木，她明白自己毫无过错，但长期在快餐店的工作让她明白，她所有的工作都是上面吩咐，她服从，只能服从。

  强权之下，她无法反抗。

  片中不断地出现热闹的餐厅中用餐的食客，以及前台的忙碌景象，对比起厨房正在发生的事情，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他们热热闹闹地吃饭，工作人员忙碌地做汉堡，食客们不知道杂物间发生着这样的罪恶，同事们知道却漠然地不加以援手，因为他们“很忙”“不想和警察扯上关系”！不得不叫人心寒。

  片后显示出一句话“在美国30个州有超过70起同类事件被报道”，这一句话，简直让人可怕，在电话没打来之前，上司只是上司，同事只是同事，当电话打来之后，每个人都成了执法者，都可以随意对你造成伤害，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偏偏他们觉得他们没有错，他们只是按照命令在做事！

  让我想起网上看到的一句话：群众的眼睛不是明亮的，群众的眼睛是盲目的！
 
  真的，年岁越长，就越知道这句话是多么的对，舆论是可以被操控的，水军是汹涌的，群众的情绪是可以被煽动的！

 无法想象如果不是最后的老爷爷出现，解救了女主，事情究竟会走到怎样荒唐的地步。

   我不希望大家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但当这种事情发生时，请保持头脑清醒！你没有任何权利去监禁伤害他人，任何人都不是执法者！